万历三年三月初九，徽州知府崔孔昕突然向歙县发下一道逮捕令，要求缉拿帅嘉谟。
逮捕令是这么写的：“今照帅嘉谟，既能具词呈告抚按，必为有力之家，有谋之辈，何为捏作在外，屡提不到。中间必有主使之者，拟合行提。为此，仰县官吏速究帅嘉谟有无妻子兄弟，是否在外，此辈奸恶，渐不可长，设法缉拿解府，从重问拟，庶足以警余奸，毋得迟违。”
这个缉拿帅嘉谟的罪名，实在有点莫名其妙：你帅嘉谟有本事去两院告状，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？一直躲在外头，一定非奸即恶！
太不讲道理。帅嘉谟外出避祸，可不是自己情愿的。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，时隔四年，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，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。
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，仓促拟成。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，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，有点气急败坏，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行动。
这份急就的逮捕令，很快下发到了歙县。知县姚学闵倒是没耽误，立刻安排人手联合执法——因为帅嘉谟是军户，隶属新安卫，所以这事必须跟卫所协调。
军户历代都得当兵，户籍寄在各地卫所之下，自成体系。地方民政部门如果碰到涉及军户的事，必须知会卫所。
半个月以后，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，在新安卫的协助下，歙县总算逮到帅家的一个亲戚，叫帅贵。一问方知，帅嘉谟带着老婆孩子，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过，只留下帅贵看家。
知县姚学闵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徽州府，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“无凭拘解”。意思是，想抓他，就得跨省执法，跨省执法需要凭据，我们歙县可拿不出来。
歙县在捉拿帅嘉谟这件事上，一点也不热心，毕竟帅嘉谟是在为本县利益奔走。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，可也不能说什么，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。
没想到，这事才过了十几天，到了四月初十，徽州府忽然接到一封呈文，署名正是帅嘉谟。
在这篇呈文里，帅嘉谟旧事重提，先把关于“人丁丝绢”的前因后果重述一遍，然后回顾了各级各届领导对此事的批示。紧接着，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：“回途遇害，羁縻远避，未申情款。”
帅嘉谟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，也没提谁是主使。但既然他不敢回徽州，那凶手从何而来，昭然若揭。这一句指控，真是绵里藏针。
当然，对于徽州府，帅嘉谟的态度还是很诚恳的：“今奉爷台仁恩催议，千里奔归，伏乞作主，怜悯偏苦，洞察奸弊。”意思是，今天您既然催促我，我便千里星夜赶回，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。
这句话，算是针对徽州府“屡提不到”给了一个解释。
在呈文的最后，帅嘉谟又提出了一项新证据：顺天八府，也有“人丁丝绢”这个税种，皆为诸县分摊，没有例外。
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证据，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。同样是“人丁丝绢”，人家都是分摊解决，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？
看来他在江夏县这几年，根本没有心灰意冷，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证据，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范围。
不过帅嘉谟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蹊跷。
徽州府的缉拿令发于三月初九，到了三月二十四日，歙县才搞清楚帅嘉谟的下落。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，送到也得四月初了。而到了四月初十，帅嘉谟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到了徽州知府的案头。
徽州到江夏差不多一千里地，帅嘉谟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，到撰写呈文提交官府，只用了十七天时间，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？
除非，这封呈文，帅嘉谟早就准备好了。
除非，徽州府的动向，歙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。
这才符合实际情况，帅嘉谟为歙县万民请命，歙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？明面上歙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，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。
从种种蛛丝马迹能感觉到，帅嘉谟和歙县之间，早在暗中密切联络，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。
无论如何，帅嘉谟的再度出现，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。大概是嗅到空气里什么味道，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，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得可怕，一百八十度大转变。
两天之后，四月十二日，徽州知府崔孔昕迫不及待地把帅嘉谟的呈文转发给歙县，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丝绢案，你们好好详查一下。
这个命令，很有意思。按道理，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，再拿出个章程。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，让歙县先去详查，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？
没想到，歙县比徽州府还积极。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，歙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，洋洋洒洒好长一篇。
这篇申文，出自知县姚学闵之手，代表了整个歙县官方的态度。申文的开头气势十足：“歙县为蔑制蔑悖典，射害殃民，恳恩遵照《大明会典》，均平绢赋，以苏偏困事。”
姚学闵的申文，简单来说就是两点：第一，《大明会典》记载徽州府输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从来没提过让歙县单独交；第二，“人丁丝绢”被人篡改成了“夏税生丝”，以致五县之税落到了歙县头上。
这篇申文，基本就是复制帅嘉谟之前的论点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上一次是下民上书，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，不光背书，还要赤膊上阵。
此前帅嘉谟也提过户房舞弊之事，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，只能隐晦表示。而姚学闵根本不多顾虑，直接撕破了脸皮，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。
知县大人表示，徽州府的户房，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胥吏把持，世顶名缺，从来没有出过歙县籍的粮官。歙县没人在府里，只能被人欺负。所以 “人丁丝绢”被篡改成“夏税生丝”这件事，一定是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。
【注释】
世顶名缺：明代的官员有严格的人事回避制度，不仅不得在本籍任职，且不能久任；而胥吏都是本地土著，在地方上有盘根错节的势力，故有“流水的官、世守的吏”之说。户房的书吏，是衙门内六部胥吏的一种，负责办理夏税秋粮的征收、丁差徭役杂课的派遣，绝对是大有油水的肥差。
这故事的真假，没法查证，反正姚学闵说了，这是“父老相传”。
姚学闵一介知县，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？谜底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。
为了壮大声势，姚学闵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。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籍高官，虽然无权，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，不容忽视。
事实上，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歙县真正的统治者。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，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，又坐拥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。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，歙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。中国有“皇权不下县”的说法，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“乡贤”的配合，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统治。
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水面，向徽州府展现出肌肉。
【注释】
皇权不下县：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论述，在帝制中国，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，但他并不能凭借一己之力管理整个国家，官僚体制即为皇权的执行者或工具。而实际上，中央派遣的官员到知县为止，县以下没有任何行政单位。所以，在县衙门到百姓家门口这个范围，是地方乡贤、宗族在发挥重要作用，中央的权力进入不了与人民日常有关的地方公益范围，故有“皇权不下县”之说。
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：
汪尚宁，歙县竦口人，进士，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。（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）
汪道昆，歙县千秋里人，进士，官至兵部左侍郎。他文名极盛，和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，为“后五子”之一。后人猜测《金瓶梅》的作者时，汪道昆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，可见这人的实力。
【注释】
兵部左侍郎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代的兵权分为两部分，五军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与训练，而征调军队的权力归属于兵部，二者互相制约。兵部左侍郎，正三品，兵部尚书的副手，辅助尚书负责各地驻军的粮草、军队的调动以及军队官员的任命，相当于现在的总后勤部、总参、武装部、国防部等部的副部长。
江珍，歙县溪南人，进士，官至贵州左布政使。
【注释】
贵州左布政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朝的地方政府权力乃是一分为三的，承宣布政使司负责民政，提刑按察使司负责刑名，都指挥使司负责军事，最高长官分别为布政使、按察使、都指挥使，三权并立，互不隶属。贵州左布政使，从二品，为贵州省最高行政长官，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省长。
方弘静，歙县人，进士，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。
【注释】
南京户部右侍郎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廷原本定都金陵，明成祖朱棣夺位后迁都北京，但依旧保留了金陵陪都的地位，改称南京，并设置了南京六部。其中，南京户部右侍郎是南京户部尚书的副手，辅助尚书征收南直隶与浙江、江西、湖广三布政司的夏税秋粮，督责漕运和全国盐引勘合，负责全国黄册的收藏和管理。虽不及北京的户部侍郎，但也可相当于现在的财政部副部长。
程大宾，歙县槐塘人，进士，官至贵州按察使。
【注释】
贵州按察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按察使，执掌一省司法监察之权，纠察官员风纪，澄清吏治，铲除奸暴，断案平冤；并对布政使、都指挥使有监察之责，将情况上告吏部、都察院，以备考核。贵州按察使，相当于现在的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、政法委书记的总和。
曹楼，歙县雄村人，进士，官至江西右参政。
【注释】
江西右参政：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各布政司内参政一职，从三品，人员不定，因事而设，分管粮储、屯田、军务、驿传等事，分担布政使的职能。明代的江西布政司设有督粮道一人，负责征收、押运漕粮；督册道人员不定，负责督造鱼鳞图册、黄册等，以作为当地征收赋税、摊派徭役的根据；分守道人员不定，负责向各府、直隶州传达催办布政司的公事。曹楼所任之江西右参政，即为上述三道之一。
江东之，歙县江村人。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，要到后年才考中。再后来，他以御史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，也是万历朝中一个名人。
【注释】
御史：江东之弹劾冯保时任山东道御史。据《明史·职官志》记载，明代都察院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，正七品，主要负责纠察内外百官之风纪。若在京，则稽查两京衙门审理刑狱案件有无拖延、枉曲，并巡视京营、仓场、内库、皇城等；若外派，则为巡按，代天子巡狩，是皇帝的代表和化身，位卑却权重，负责纠察地方官吏、举荐人才、断理冤案、督察税粮与户口、督修水利等公共设施、检查学校教育等。山东道御史，相当于现在中纪委派往山东的巡组组长。
要说徽州，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，底蕴深厚。区区一个歙县，随随便便就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，个个身份显赫，地位不凡，简直就是全明星队，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。
有他们背书，这份申文的分量之重，可想而知。
从联署名单就能知道，歙县这次突开重炮，绝对是筹谋已久。从徽州府发文到歙县回复，一共就三天，若是临时准备串联，哪里来得及？
歙县乡绅们一定是早早开始筹划，就等着突发奇袭，打五县个措手不及。
可是，歙县哪儿来的胆量，把所有的矛盾都摆到台面上跟五县打对台？就算有乡宦联署，也不至于这么直白大胆吧？
很快答案就来了。
五月十日，应天巡按鲍希贤下文给徽州府，说歙县申文干系重大，必须仔细地检阅会典、府志、赋役等文件，会同五县通查，一有结果，立刻上报。
注意，此前包括海瑞在内，历届应天巡抚、按两院给的批复，都是“仰府查议报夺”，没太多倾向性，就算催促六县合议，也是不急不忙。
但鲍希贤这次的口气明显偏向歙县，反复强调这次五县通查，一定得查出一个结果来。而且鲍希贤不是直接在徽州府的上文做批复，而是让兵备道发出宪牌。
【注释】
宪牌：在明代，官府发出的公文告示，称为信牌，而兵备道、巡按御史、巡抚等均属监察官员，他们发出的信牌，称为宪牌。
所谓兵备道，是大明中后期在地方上负责整饬兵务的机构，独立于地方官府而存在。它虽有军方色彩，但兵备道长官却经常挂着一个按察使副使的头衔，所以兵备道也算是半个司法线上的机构，有受理诉讼的职能，而且手里有武装力量，必要时可弹压地方。
南直隶没有按察使，但是有巡按御史，同样属于兵备道的上级主官。
徽州附近的兵备道，全称叫作“应、安、徽、宁、池、太六处兵备道”，简称徽宁兵备道，由兵备副使冯叔吉兼领。由他出手发出宪牌，是暗示徽州府，这次别再用“恐生民乱”当理由了。真闹起来，兵备副使手下可不只有文吏。
如此旗帜鲜明的表态，说明早在徽州府发文缉拿帅嘉谟之前，歙县就已经跟上头打点好了。
这一回，上有应天巡按、兵备道副使支援，下有乡宦明星队摇旗呐喊，上下一起发力，怪不得歙县申文写得气壮山河，底气十足。此前一直是帅嘉谟单枪匹马，独闯敌阵，这回则是数路大军集结一处，摆明车马要做正面决战。
面对这空前的压力，徽州府自然无从抵挡。五月十日兵备道的宪牌发出，五月十四徽州府便转发给五县，催促他们前来合议。大家要注意，这个五月十四日，是宪牌送到五县的时间。也就是说，徽州府几乎一收到兵备道的文书，一点没耽误，立刻转发出去了。
可见徽州府是真吓坏了。
面对歙县蓄谋已久的突袭，其他五县一时间蒙了。这事不是早黄了吗？什么时候又闹得这么大了？
徽州府一封接一封地催促他们准备申文，过来商议。这回，五县不能像上次一样装聋作哑了，必须有所表示才成。
最先做出反应的，是婺源县。这是仅次于歙县的大县，实力位居五县之首，更是朱熹老夫子的乡贯故里。知县吴琯在五月二十二日即发回申文，算得上神速了。
可惜速度虽快，质量却很糙。这篇申文的论点，和当年绩溪杨教谕的一样，指称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，被罚补交“夏税生丝”8780匹，历年输送，与其他五县无关。至于“人丁丝绢”，那是南京承运府的事。
这个论点破绽很大，无甚新意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一共没几天时间，吴琯再有才，也不可能跟帅嘉谟精心准备了几年的证据相匹敌。
不过吴琯到底也非庸人，他后来官至给事中，说明头脑很好使。他在申文里，还提出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案：
查阅黄册。
黄册是大明朝廷重要的赋税档案，上面征派赋役，都要依据黄册来施行。它是一手资料，最具权威。黄册从洪武十四年（1381年）开始攒造，十年一届，从无中断，涵盖每一个大明府县，具体到户，是中国档案史上的一个奇迹。
吴琯的逻辑是：如果《大明会典》和府志记载无误的话，那么在黄册的原始记录里，一定会有相应记载，后者的可信度要高于前者，只要去查黄册档案，自然知道谁对谁错。
按照规定，每一届的黄册都会抄送数份，本县本府本省各自留底，原册送交南京户部。你可以说本县本府存的黄册可能会被篡改，但南京户部的原册绝对是准确的，一查便知真伪。
吴琯此举，独辟蹊径，给解决纷争提供了一个新思路。
除此之外，他也效仿歙县，拉来了本县的一批乡宦助威。虽然阵势不如歙县，却也有四位进士出身的高官压阵——徽州真的太厉害了，只是辖下两县打架，就能拽出这么多名人。
三天之后的五月二十五日，绩溪县也加入战团，同样是知县领衔。
有了婺源县争取时间，绩溪县准备得更加充分。知县陈嘉策选择了另外一个辩驳策略，把突破口放在了“独征生丝”上。
帅嘉谟当初有一个质疑：徽州一共六县，为何独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？这根本不合理，所以一定是六县均输。他还举了很多例子，比如常州府进贡茶叶，《大明会典》里就写明“征于宜兴县”；宁国府进贡木瓜，也写明由宣城县专输。所以如果独在歙县征收生丝，《大明会典》一定会单独写出来“征于歙县”。
陈嘉策针对这个质疑，罗列了一大堆反例：松江府的绿豆，只由华亭一县征收，上海县就不必去管；淮安府的药材，只由山阳县征收，睢宁、赣榆两县不用交；金华府的麻地，只征武义县，至于丝、纱二项，则从汤溪征发，其他县不必缴纳。
列完这一大堆，陈嘉策表示，一府独征一类物资于某县实属平常，《大明会典》不可能面面俱到。所以帅嘉谟的质疑，纯属见识太少，毫无道理。
哦，对了，绩溪作为六县中最小的一县，手里没有活着的进士，只好翻箱倒柜，请出了三位举人联署。
婺源、绩溪两县打起头阵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休宁、祁门两县终于桴鼓相应。
休宁的知县陈履，应该也是个学霸级的人物。他准备了将近一个月，兵强马壮，索性撕开那些弯弯绕绕，挺枪直刺歙县的核心要害——数字。
歙县或帅嘉谟最核心的质疑，在于两项税赋的数字不符：
歙县“夏税生丝”补夏麦9700石，折绢4000多匹；而每年歙县却要缴纳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。多交的4000多匹，一定是本该其他五县负担！
关于这个质疑，陈履给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：
他发现，在乙巳改科中，行中书省除了查获歙县亏欠夏麦9700石之外，还在其下辖的登瀛、明德两乡，重新清查出一部分抛荒的桑园田地，以及抄没程辉祥、叶忠两个大地主的田地。这些土地，都重新丈量造册，然后重新计算征税。
亏欠夏麦、抛荒桑园田地、抄没田地，这三项加在一起，歙县新增的赋税一共是生丝10974.3斤。每24两生丝，折绢一匹，所以总数是8779匹整，没有任何问题。（原始资料即如此。）
陈履的调查成果，还不仅止于此。
歙县明明不产丝，为什么要以生丝为赋税折色呢？
陈履考察了一下，发现歙县下辖的登瀛、明德、仁礼、永丰、孝悌等几个乡里，本来是有桑园的，其他五县则从来没有过。显然，生丝是歙县特产土贡。在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、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永乐十年（1412年），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这笔赋税的数额都有调整。到了弘治十四年（1501年），朝廷把生丝折绢的比率，从24两调整到了20两，但定额8779匹没有改动过。
虽然歙县现在不养蚕，得去外地买丝，但当年它明明可以靠自产。朝廷征丝绢税，只可能是从歙县收。
至于《徽州府志》上为何没提歙县原本有桑这件事，很简单，因为《徽州府志》是歙县籍的官员带头修的，当然得掺私货啊！
至于为什么在《大明会典》的记载里，只写“人丁丝绢”征于徽州府，没写独征于歙县，陈履的解释就三个字——没必要。会典是国家级档案，只记录到府就够了，没必要写到县这么详细。更何况每一府都有自己的情况，拿外府的例子来质疑本府，根本荒唐。
陈履的回答，是目前为止五县反击中最犀利的一个。帅嘉谟就是当面辩论，恐怕也会感到非常棘手。
相比之下，同一天交作业的祁门县，申文写得极其乏味，无非老生常谈加哭穷而已。没办法，因为祁门当时的知县开缺，申文由县丞刘守德代理撰写。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七月二十一日，姗姗来迟的黟县终于把最后一篇申文交了上去。
前面有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员大将坐镇，黟县知县陈正谟就显得轻松多了。在申文里，他心不在焉地重复了一遍前几位知县的意见，然后说了句略带萌感的风凉话：歙县那么大，就算减了丝绢税，也不过是大江之上去掉一条船而已；我们黟县现在超级超级穷，再加哪怕一点点赋税，那就和久病之人吃了乌头一样，根本扛不住呢！
于是在万历三年的徽州，可以看到一番神魔小说般的盛况：六个县的官员腾空而起，纷纷祭出法宝与神通，呈文如雪片一般交相挥洒，肆意互喷，口沫四溅。六县的乡宦们也在暗暗输送内力，支持知县们拼个你死我活。
五县经过反击，和歙县堪堪战了一个平手。可是神仙们打架的动静太大，结果当地民众全都被惊动了。田赋一事，对百姓来说最敏感不过。他们一打听，立刻坐不住了。赢了还好，万一知县输了怎么办？咱们不就平白要加税了吗？
这可不行，得出把力，把声势搞得越大越好！于是在乡宦们的刻意鼓动之下，一时之间，六县民众摩拳擦掌，纷纷投身到这一场大辩论中来。
徽州风俗一向健讼，百姓一碰到问题，第一个反应就是上访告状。可是徽州府如今一脑门子官司，没法调停这个纠纷。于是六县民众把注意力全放在了更上一级的政府机构。
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整个江南官场可真是热闹非凡。有歙县的老百姓去找兵备道告状，有婺源县的不平士人去应天巡抚那儿告状，有绩溪县士民跑到应天巡按那里诉苦。只要和徽州事务沾边的衙门，几乎被他们骚扰了一个遍。两院、兵备道的衙署门庭若市，告状的比送礼的人还多，几乎演变成了全民大诉讼的热闹局面。
面对这种窘境，两院除了连连下文催促徽州府赶紧拿出个结论，还在文书里反复强调：“仍禁谕士民不必纷纷告扰。”可见上级主管部门真是被骚扰得不轻。
可结论哪儿那么容易拿出来啊？或者说，徽州府怎么敢拿出结论来啊？如今争议已经不只在官方层面，连民间都争吵不休，甚至已经导致了几起跨县斗殴。六县民怨都在蓄积，谁敢去惹？
眼看僵局要演变成乱局，到了万历三年年底，十二月初一，丝绢风波的始作俑者帅嘉谟终于再度出手。
帅嘉谟手里并没有什么新的证据，不过他把之前的所有资料统合起来，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国初朝廷向徽州征派“人丁丝绢”8780匹，均摊六县。结果徽州府户房小吏是五县人，遂哄骗歙县先垫上。等到歙县应承下来之后，户房又把这笔税赋篡改入“夏税生丝”的科目里。从此以后，徽州在歙县征收“夏税生丝”，向上缴纳“人丁丝绢”，瞒天过海两百年。
对于吴琯、陈嘉策、陈履三个人的反驳，帅嘉谟却未置一词。
徽州府拿到帅嘉谟的呈文，再次转发六县，要求合议。这篇转发公文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，解释了原本漠然处之的徽州府为何在年初突然重启丝绢案的调查。
按照公文要求，徽州府需要把此前各级主管部门对丝绢事件的批示一一附在前头。从这些信息中，能看出文牍流转的蛛丝马迹。
原来早在年初，南京户部下发了一道文书，责问徽州府，四年前让你们查勘“人丁丝绢”的事，到底查得如何了，徽州府这才想起来。
隆庆五年，帅嘉谟进京告状，曾经成功促使户部下一道文，催促徽州府查勘。后来帅嘉谟失踪，紧接着赶上皇上驾崩，徽州府以为上头把这事给忘了，也就搁置不理了。
谁知道，时隔四年，户部突然想起来这码子事了，来文催促。而且这次催促的性质可不一样，文书前头写得清清楚楚：“奉圣旨：户部知道，钦此。钦遵。抄出到部，送司。”
奉圣旨？这是惊动皇上了？
不对，万历皇帝那会儿还小，这个“奉圣旨”，其实是代表内阁的授意，搞不好是首辅张居正的想法。
惊动了这么一位大神，你说徽州府慌不慌？所以从万历三年二月开始，徽州府一反常态地积极推进丝绢案的查证，而且处处偏袒歙县，结果惹出来了一场六县大辩论。
如今吵到年底，徽州府转发帅嘉谟呈文，行到五县。五县立刻跳了起来，合着我们的质疑他一条都没答，纯粹在自说自话。
这次五县不单干了，正式抱团，合着发了一篇《五邑民人诉辩妄奏揭帖》。他们懒得多费唇舌，核心意思就一条，即此前婺源知县吴琯的提议：“伏乞查明，洪武十四年初造黄册，如系六县公赋，甘派无词；如系歙县额科，乞严将帅嘉谟等正法治罪！”
咱们去查黄册的原始记录，是不是，用证据说话！
歙县不甘示弱，立刻回帖嘲讽：“节蒙牌提各县丁亩文册并取有无何项钱粮相抵回文，岂各县抗违不回，延挨会计，歙苦无伸，恳恩差人守提，早赐均摊归结。”
翻译一下：大人早就将通告发了下去，让各县速将各自的人丁、田亩文册都拿出来，仔细核查，看看以前的钱粮到底是怎么缴的，查明白了好回话。哪知他们竟如此大胆，拖拖拉拉，至今未有结果，害我们歙县有苦却无处申冤！恳请大老爷差人提档核查，早将这笔重税分摊六县，以示公平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