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让朝廷以后怎么收税？
也许会有人指出：土地资料都是单独编成鱼鳞图册，你在户帖里当然看不到。
图四·5 《明万历九年歙县十五都八图丈量鱼鳞清册》（藏于徽州税文化博物馆）
鱼鳞图册是一种土地登记簿，里面会将所有者的田、地、山、塘一一标明，绘成图形。一片一片的地图状如鱼鳞，故而得名。它始见于宋代婺州，在元代开始流行于两浙经济发达地区，是国家厘定税赋的重要参考。
但问题是，朝廷开始大规模修造鱼鳞图册，是洪武十四年之后的事。在洪武三年、洪武四年推广户帖的过程中，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清查田地的意图。
这太奇怪了，元末的状况明明是“版籍多亡，田赋无准”，说明户籍和田籍都散失了。朱元璋既然已经搞了全国人口大普查，为什么不搂草打兔子，顺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？干吗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后才做？
其实，这不是疏漏，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务实稳重之处。
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吗？想！他做梦都想。
拜元末弊政所赐，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摊烂账，基层瞒报土地的情况十分严重。像汤和、李善长这种级别的功臣，都曾因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过申斥，可想而知当时的风气。
隐田藏匿得多，税赋就交得少。税赋交得少，新生的大明政权就要出问题。朱元璋当然希望尽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。早在洪武元年，他已动过清查土地的心思，要求户部“核实天下土田”。
但具体到执行层面，从皇帝到户部尚书都在发愁。
太缺人才了。
清点人口比较简单，执行人员懂得加减乘除就够了；清丈田地却是一个高难度的技术活，因为田地不可能全是规整的方形，经常会有圭、邪、箕、圆、宛、弧之类的田地形状，执行人员得精通方田之术，才能精确测量出面积。
何况它还是个情商活。地方上的势力盘根错节，互相包庇，执行人得足够精明，才能从狡黠的地方豪强嘴里挖出隐田来。
国初百废待兴，朱元璋手里暂时还没有那么多人才储备。
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，朝廷决定要整顿浙西的土地，勉强凑了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核田，这还是因为浙西是赋税重镇的缘故。至于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，只能“分遣监生并秀才丈勘北方田地”，瞧瞧，连国子学的人都抽调出去了。至于其他地区，中央连使者都派不过去，只能发一纸圣旨，让各个地方自行“择邑从事之贤者”“新具图籍”。
上头的窘境，各地都看在眼里。好，你顾不过来，那我就慢慢拖呗。比如苏州府，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务，他们交齐全府鱼鳞图册的时间，是在洪武二十年（1387年）。
即使是派了督查员的浙西地区，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难重重。
浙西乃是膏腴之地，那么多田地，利益关系牵涉极深。当年元廷屡次想在这里清丈土地，结果“缘以为厉民，至有窃弄兵戈子草间者，上下忧之，遂不克竟”，愣是被当地人给搅黄了。后来官府和当地豪强达成一个默契，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册籍，准不准另说，我不深究你隐报的土地，各自卖个面子，相安无事。
这么个复杂的地方，朝廷却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，撒下去连个水花都瞧不见。
史书上记载周铸他们事情办得还不错，说“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”。还有凑趣文人写了首诗：“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。”
【注释】
父老咸喜其清明果决，竿尺有准，版帐（账）不欺：语出名士杨维桢《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》。成教授，即前济宁郡教授成彦明，此次与周铸同行，前往浙西核田。当地有名望的老年人都十分喜欢这些督查员，觉得他们办事清明、果断，丈量田地时很有规范，编绘的鱼鳞图册也十分准确，与实际田亩相符。
天子龙飞定两都，山川草木尽昭苏。三吴履亩难为籍，四海均田喜有图：此乃杨维桢采民谣整理成诗，名为《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》，黄侯，乃黄万里，也在此次前往浙西核田之列。杨维桢为元末明初之人，诗中洋溢着对新朝治土有方、编绘出鱼鳞图册的欣喜之情。大明天子龙飞九五之尊，定下南北两都，山川草木都恢复了生机；三吴本是难以实地考察、丈量之地，田亩难有籍册，如今，经过这次大规模测量，四海之田亩都能有图有据啦！
至于实际效果嘛，周铸有一个同行者叫成彦明，他留下了一段工作记录：他负责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、二百一十五图。一个人要兼顾这么多地方，其核田清丈的成色，怎么可能靠谱。
可见“竿尺有准”云云，无非是跟当地达成某种默契罢了。你自己报上来，我给你写下来，大家都别深究。
这还是在大明统治的核心地带，至于外围各地，更是鞭长莫及。
事实上，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形势上，洪武初年的朝廷没法彻底清丈全国土地，更别说给土地分级了。对此顾炎武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里特意强调过：“国初定赋，初但据一时一地之荒熟起科，未尝有所厚薄于其间。”
当然，朱元璋手里还有军队，如果要强行清田，也未尝不能。但一村一县可以镇压，总不能每村每县都要靠暴力解决。天下初定，民心未附，这么硬搞，必然激起大面积变乱。
作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，朱元璋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弹性：既然做不成，就先退一步呗。
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退一步，十年不晚。
所以在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，他决定只专心普查人口，不去碰“清田”这根高压线。只让百姓把手里的田地面积写清楚，官府做个账面统计，就得了。
可是不清丈土地，又怎么知道它们的面积和产出呢？就算让百姓自行申报，也得有个参考吧？
朝廷用了一个巧妙的民间土法来估算。这法子原来在金华地区盛行，以产量来估田亩。割麦子的时候，三捻为一把，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为一石。每六十束稻草，则为一担谷。拿这个经验公式推算，肥田每亩收谷四担，瘠田两担，可以从产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积。
这个经验公式适用于江南地区，北方物候不同，算法也有所不同。比如说有一个姓王的秀才在山东诸城推行的叫折亩法：具体做法是设定一个基准单位，叫作税亩，好地一亩顶一税亩，次一点的地，两亩顶一税亩，再次的地，三亩才折一亩。通过这种做法，尽量让税赋公平一点。后来到了明中后期，折亩法被发扬光大，通行全国，不过那就是后话了。
无论是金华的经验公式，还是诸城的折亩法，都是折中之举。朝廷无法核田，又要保证税收正常运作，只好采取这种粗疏的权宜之计。
朱元璋退的这一步，非常重要。
不清丈土地，百姓的抵触情绪会减轻很多。朱元璋抓大放小，先把户帖给推行下去。他甚至还主动下诏，鼓励垦荒，说新开发的土地不予起科。
百姓一听，好啊！旧田地官府现在不追究，新田地还不用征税，那还不多干点？元末抛荒的大量田地，在这个时期被重新垦殖，生产力迅速恢复。
至于户帖，官府说什么咱能填什么，反正是免费的。
老百姓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，却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计更长远。
他们不明白，户帖的真正功能，是把居民禁锢在原地。只要人锁住了，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？他们现在开垦的隐田越多，未来朝廷可以征税的田地就越多。
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（1380年），朱元璋下旨宣布：“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北平等布政司及凤阳、淮安、扬州、庐州等府民间田土许尽力开垦，有司毋得起科。”听起来不错，从洪武十三年开始垦荒的土地可以不用交税。但再仔细一想，不对啊，很多人从洪武四年开始就开垦土地了，洪武四年到洪武十三年期间的新田，可就这么被国家算进赋税了。
缓行一步的好处还不止于此。
经过户帖推广这一场全国大普查的洗礼，朱元璋锻炼出了一大批精通计算又深谙基层内情的官吏。他们具备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，技术层面不存在障碍。
朱元璋这一招以退为进，既缓解了基层情绪，又推行了政策，还锻炼了队伍，为以后埋下伏笔，可谓前后勾连，一举数得。这般手段，真是面面俱到。
等到洪武十四年——恰好是户帖推行十周年，国家卷土重来，百姓们惊讶地发现，他们身负户帖之枷，面对虎狼之吏，已经没办法像洪武元年那样再玩小动作了。
真应了那句话，税收可能会迟到，但从不缺席。
咱们再说回那份户帖里的第二个问题。
林荣一的家庭地址，是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。
注意这个“民”字，指的是林荣一全家的户籍类型，是“民户”。在其他几份流传下来的户帖里，我们还能看到“军户”“匠户”等分类。
等一等，匠户、军户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不是元代的职业户制吗？大明洪武二年确实搞过一个“原报抄籍”，但那不过是维稳的权宜之计，怎么洪武四年的新户籍里，还有这种鬼东西？
元代的这个职业户制，是一种历史大倒退。本来在宋代，因为经济发展迅猛，户口设计趋向于宽松流动。比如“客户”是没有常产的户籍，但如果一个佃农赚到钱买了田产，就可以“复造”户籍，从“客户”转为有常产的“主户”。
元代可不敢这么干，统治者最担心的是统治被颠覆，所以他们设计户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，限制得越紧越好。职业户制下的民众，世世代代只能从事一种职业，不可变易。
放着宋的好东西不学，干吗学坏的？
朱元璋选择保留元代的职业户制，原因很复杂。
一方面，明初有大量人口是旧职业户出身，牵涉复杂，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态。贸然废除职业户，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。明初百废待兴，朱元璋不想在这个上面节外生枝。所以他在洪武二年，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旧档，申明效力，让职业户各安其位——先稳住再说。
而一项国家政策是有延续性的，一来二去，职业户便从权宜演变成常例了。
另一方面，朱元璋自己搞了一个卫所制。庞大的军队不再退役，以卫所为单位，直接落地变成军户。闲时屯田自给，战时赴戎。而军人的子弟，世世代代都是军人。朱元璋对这个设计很得意，自夸说我朝不用征兵，也不用征饷，军队自给自足，不惊扰百姓分毫。
这些人，自然而然也就成了“军户”。
不过朱元璋总算没太糊涂。他只把户籍分为四类：民户、军户、匠户、灶户。民户归户部管，军户归兵部，匠户、灶户归工部。还有一些细分小户种，但总算不像元代那么奇葩。
在具体的政策落实上，他也表现出了务实的灵活性。比如在这次洪武三年开始的户帖大登记中，有一个特别的要求：“不分户种，就地入籍。”
“不分户种”是说无论民、军还是匠户，都要登记，没有例外，这是全国一盘棋；“就地入籍”是说，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，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，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，也没关系，可以在本地落籍，一样可以授田登记。
不过，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，都只是表面原因。其实朱元璋沿用职户制，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。
这种制度弊端多多，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，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。在朱元璋心里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，别到处溜达生事。
不光朱元璋这么想，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，也颇多正面评价。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：“洪武旧本，由（犹）木之根、水之源也，木有千条万干，总出一根；水有千支万派，总出一源。人有千门万户，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。”清代的学者朱奇龄更是进一步分析说：“既有常业，有令世守之。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，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，无非各事其事，童而习之，其心安焉，不见异而迁焉。”
朱奇龄的分析，真正是切中肯綮：你一生下来，职业就注定了，不会有别的想法，自然不会瞎折腾——此所谓“其心安焉，不见异而迁焉”。官府方便管理，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。
换句话说，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，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。
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，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。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一下，觉得太好使了，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，一代代传了下去。
不清田，职业户，从上述两处细节可知，设计者在一份薄薄的户帖里埋藏的用意，实在深若渊海。
这一次户帖大登记，从洪武三年年底一直持续到洪武四年年底，前后整整一年。因为策略务实、设计周详，加上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，很快全国大部分地区都顺利完成任务。
虽然这次普查的原始记录并没留下来，但根据种种记载推测，总注册人口数在五千五百万以上。
这五千五百万人，是已经安定下来的生产人口，而且处于官府控制之下。只要朝廷愿意，可以追查到具体任何一户的状况，掌控力远超从前。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，这是中央政权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。
这对新生的大明政权来说，意义重大。
正当诸多官吏长舒一口气，觉得大功告成之时，大明朝廷又宣布了：户帖统计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，人口会增长，田地会变化，从此以后，每年地方上都要进行更新，每十年要重新造册。
原来这一切，都只是铺垫罢了。
真正的大戏，要等到十年之后。
第二章
朱元璋的理想
整整十年，朱元璋一直没闲着。
平定四边、改革官制、安定民生、恢复生产，天下有堆积如山的事情等着处理。洪武皇帝在百忙之中，还抽出空来搞了空印案和胡惟庸案两次大清洗，日子过得相当充实。
一转眼到了洪武十四年，算算日子，十年了，差不多到户帖第一次更新的时候了。
朱元璋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。他想要的，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。
在朱元璋的规划里，户帖并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，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。朱元璋的理想，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，让统治者的意志，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——户。
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，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，最美好的状态，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，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，如臂使指。
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，国家机器想达到这个境界太难了。
大秦帝国尝试过一次。秦的基层组织，每三十户设一位里典、一位伍老；乡一级有啬夫、三老、游徼。这些人都属于政府公务员，负责治安、征税、司法等庶务。上一级的县令或县长对他们有任免、奖惩、指导工作的权力。
在这个结构之下，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。
可是当时没有纸，更没有电话和电报。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，需要投入大量资源。别的不说，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，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。
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，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。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、再严苛些，指望民众畏法谨行，老实不生事，以此减少管理负担。可是，实际效果恰好相反：律法越严，管理起来就越麻烦，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；而基层问题一多，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，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。
一来二去，形成恶性循环，直到结构不堪负荷。
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，这个无视管理成本、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，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。
后来刘邦就学乖了。西汉虽然上继秦制，但法律上“约法省禁，蠲削烦苛”，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，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。汉代的地方豪右、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，本质上，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。
【注释】
约法省禁，蠲削烦苛：汉初吸取秦亡于严刑苛法的教训，立法思想转变为法令要简约，刑罚要宽疏！对一些定罪、刑罚有所减缓，废除了秦律中某些不合时宜的条文。
此后历代王朝都吸取了这个教训。中央政权为了减少管理成本，行政力量一般只延伸到县一级。再往下，官府只控制地方上的财税、军权和意识形态解读权等大节，把一部分琐碎的事务管理权——比如小规模的司法、治安、公共工程、社会福利等——交给地方上自决。
谁来自决呢？自然是当地的乡绅、豪强以及宗族等等。
比如你跟你弟弟要分家产，先不用去衙门，由本家族长主持公道；谁家闺女私奔了，不用惊动县官，由本村德高望重的缙绅决定惩治手段；闹了小偷强盗，暂时不必请官兵围剿，十里八乡自结义勇，巡逻捉拿；修桥、兴学、义庄之类的公共事业，也不用朝廷特别拨款，当地乡宦富户捐几轮钱就凑够了；赶上规模不大的灾荒，地方上也可以自行赈济。
甚至像征收赋税这种大事，官府有时候都可以外包给包税人，自己坐等收钱。比如宋代有买扑之法，规定凡税收千贯以下的小集市，官府只向包税大商人收一笔定额税，至于商人再从集市里征税多少，官府不再监管——所谓“许人认定年额买扑，更不差官监管”。到了元代，包税之风更是盛行。
有句俗话，叫“皇权不下县”。很多人将其误读为皇权管不到基层，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皇权管不过来基层。
这个话题，不能简单以“下县”或者“不下县”一概而论。它并非一个“是否”问题，而是个程度问题，探讨的是政府给地方自治让渡了多少管理权，有的朝代多点，有的朝代少点，历朝历代程度均有所不同，从来不存在百分之百下县的皇权，也不存在一点都下不去的皇权。
这种让渡管理可以保证统治效率，但也会产生一个问题——让地方坐大，形成和皇权对抗的利益集团。他们会为了自身利益，对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过滤，对自己有好处的，加码执行，对自己不利的，蓄意扭曲或者对抗。
在明初那会儿，这个问题格外严重。元代粗放型管理持续了一百多年，地方上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小圈子。中央政令下发到地方，执行难度很高。朱元璋曾经发狠，强行把一大批浙西富户迁入京城，算是一力破十会。但这种手段只能偶一为之，不可能在每一个地方都这么硬干。
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还得靠制度。
十年之前，户帖的推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局面。但出于种种客观原因，朱元璋做了很多妥协和折中，他觉得很不痛快。经过整整十年的磨合和实践，朱元璋觉得可以按自己的理想，放手来玩一回大的了。
在和户部尚书范敏等人商议过后，朱元璋决定对基层组织下一次狠手。他给这一次改革设置了两个目标：
第一、击破横亘在朝廷和基层之间的利益集团，提高对基层的掌控力；
第二、避免高昂的管理成本。
这两个目标看起来背道而驰，怎么可能同时完成？朱元璋是不是想得太美了？
面对质疑，他胸有成竹地笑了笑，把目光投向江南一处叫湖州的地方。
原来早在户帖制推行的洪武三年，朝廷便已经在湖州府悄悄搞了一个平行的试点工程，叫作小黄册。
这个小黄册试点工程，和户帖制的内容截然不同。
小黄册的基本行政单位，叫作“图”。一图之内，一共有一百户人家。每十户人家编成一甲，从中选出一户甲首来管理，一百户人家正好十个甲首。再设置一位里长，为一图最高长官，负责掌管这十个甲首，直接向县级衙门汇报，不过不算政府编制。
接下来，就到了规则的关键部分。
无论“甲首”还是“里长”，不是由上级全权指派，也不是由基层民主选出。这两个职位的选拔方式，居然是轮换制。
首先这一百户人家按照丁粮多寡，排出一个次序。前十名的富户，按照排位轮流担任“里长”一职，每户任期一年，十年为一轮。
第十一名到二十名的十户，则担任甲首，每户分管九户人家——这九户人家里也包括不当值的里长候选户，他们的任期也是一年。到期后，由甲内人家进行轮换，十年一轮。
也就是说，以十年为周期，一图之内的每一户人家，一定会有一年担任甲首，也有机会担任一次里长。
这一百户人家，统一编入一册户籍档案，叫作“小黄本”……啊，不对，“小黄册”。这个制度，就叫作“里甲制”。
每一年催办税粮军需时，县里把命令下发至当值里长，然后当值里长会召集十个当值甲首，让他们各自回去督促手下十户（包括自家）交税。严格来说，十个甲首能管辖到的，只是九十九户，因为始终有一户在担任里长。
你轮值到里长这个职位时，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赋税，反而要承担额外的管理责任，如果管户交不起，你还得替他们把缺额补上。为什么要按富裕程度来选派里长？就在这儿等着呢。
除了这些，里长、甲首还得负责排解邻里纠纷、文书作保、治安巡检等琐碎的庶务，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街道办、居委会、公证处加联防队。
这些庶务，原来都是由当地富户、乡绅凭借威望来主持的，几乎每一个村里都有一位土皇帝和几家大族掌握着权力。
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如今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”，人人有机会当“甲首”，有实力竞争“里长”的人家也比从前多，小小一个乡里诸侯蜂起，这土皇帝自然也就当不下去了。
而且每一百户为一图的强行划分，把一些体量庞大的家族给分割开来。每一个分家都有自己的甲首和里长要竞争，再想让他们抱团可就难了。
里甲轮换制的毒辣，可见一斑。
朱元璋的算盘打得很巧妙，皇权暂时下不去，那我就把你们的权力进一步切割切碎，分散给更多人。
一块蛋糕，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，大家都得听他的；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，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，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尽。
它的精髓在于，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，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。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，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。
更绝的是，无论里长还是甲首，都是从一图之民中遴选出来的。他们没有官身，更没俸禄，该职位的工作支出——比如小黄册的制作费用——均由集体公摊。对官府来说，不需要承担管理人员的成本。
如此一来，提高基层掌控力和减少管理成本两个目标，不就都实现了吗？
这个里甲制的高明主意，不是来自户部，而是来自隔壁单位的刑部尚书开济。
开济是洛阳人，曾经在察罕帖木儿麾下任掌书记，是个管理方面的天才，深悉人性。他把南宋流行于绍兴的甲首法拿来改造了一番，遂成了具有大明特色的里甲制。
【注释】
察罕帖木儿：元朝末年有着非凡军事才能的将领，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在山西、河南等地镇压红巾军，后攻破韩林儿龙凤政权的都城汴梁，升任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从一品，为贰丞相，掌军国重事，是朱元璋非常忌惮之人。可惜，后被降将田丰、王士诚刺杀。金庸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中赵敏的父亲汝阳王，即以察罕帖木儿为原型。
掌书记：据《元史·百官志》所载，枢密院下设详定使司，负责在四方献策中择其善者上报皇帝。司内置掌书记二员，正七品。察罕帖木儿执掌河南行省时，兼任河南行枢密院事，开济为河南洛阳人，在其麾下任掌书记，掌管详定使司内文书往来与记录。
这个里甲制度始创于湖州，然后在东南几省试运转了十年，效果相当不错。朱元璋有了底气，遂在洪武十四年正式开始在全国推行。
全国版的“里甲制”，是以湖州版为基础的2.0升级版，两者的运转逻辑基本一样，但在细节上做了很多改良。
比如说，除了农村的“里”之外，还设了两个同级别的建制：城市的户口，叫作“坊”；城郊户口，叫作“厢”。再比如说，除了民户之外，军户和匠户也各自造册，甚至有度牒的僧道等宗教人士，只要你有寺庙庵观以及田产，就同样得建黄册，不得例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