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驳查工作要面对的，是一大群无比顽强而又无比狡黠的劲敌。
中国自古有两股力量始终在纠缠对抗。一股力量来自中央，千方百计想要搞清楚基层情况；另外一股力量则来自基层，千方百计不让中央知道实际情况。
尤其是一涉及钱粮徭役之事，人类的想象力和智慧是无穷的。上头有多少条政策，下面就有多少条对策。汉代搞“案户比民”，民间就敢“舍匿虚田”；隋唐有“大索貌阅”，民间士子就敢“冒籍取解”；宋代搞“衙前差役”，老百姓就会“析居避役、鬻田减户”。
【注释】
案户比民：汉代法律规定，百姓年十五至五十六之间，每年缴纳一百二十钱，叫作算赋；七岁至十四岁的儿童，每年缴纳二十钱，叫作口赋税。通常每户农家，应服徭役的男丁约为两口，为了不耽误耕作，就要以每人一月三百钱的代价雇人代役，叫作更赋。若想做好这项工作，不仅要有完备的户口登记册，还必须进行户口调查，掌握人口年龄的变化。户口调查即案比。每年的八月中秋之际，将一县居民集中到县城，观其面貌、形体以查验其年龄是否属实，登记在人口簿册上，即为“案户比民”。
舍匿虚田：舍匿，窝藏、隐藏之意；虚田，即土地的实际亩数多于名义亩数的部分。百姓有意将多出的田亩数隐藏不报，以免多交税粮。
大索貌阅：大索，即清点户口，登记姓名、出生年月与相貌；貌阅，即将百姓与户籍上描述的外貌加以核对。貌阅的制度渊源可追溯到汉代的案户比民。隋文帝年间，为改变户口隐漏严重、国家赋税减少、劳动力缺乏的情况，中央下令在全国各州县大索貌阅，凡出现户口不匹配的情况，地方官吏都要被处以刑罚。此次貌阅，还要求堂兄弟以下亲属同族而居者必须分立户口。此制度为后来的唐朝所沿袭。
冒籍取解：唐代科举制度规定，士子应在本地参加府试，获得解送资格。若要离开本籍，到其他府州参加府试以取得解送资格，再到京师参加全国性考试，即为冒籍。类似于现在的高考移民。科举制度初设之时，此类现象很少见。但随着制度的进一步发展，省试登第人物与发解诸州的比例出现失衡，士子为了增加登第的机会，冒籍取解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。如我们很熟悉的大诗人王维，就没有参加本籍贯蒲州府的解试，而因其善弹琵琶曲，博得某位公主的欢心，获得了京兆府的解头。
衙前差役：衙前，产生于唐末、五代藩镇割据时期的一种重难差役，由武人充任，负责看管和运送官物。到了北宋时期，衙前役主要由乡村上户轮流承担，服役范围很广，职任繁杂，包括押送漕粮、搬运盐席、送纳钱物、主典库务、采购货物等等，给乡村上户造成很大的负担。后来，因难以承役而逃亡非命者，比比皆是。
析居避役、鬻田减户：析居，即分居、分家之意。政府征发差役，以丁口即资产而定户等，不同的户等承担不同难度的差役。往往愈重愈难的徭役都会归上等户轮流负担，面临倾家荡产的危险，故高户成为人们的大忌，于是想方设法减少人口和家资，或父子、兄弟分居，或寡母改嫁，或弃田与人，以降低户等，避免重役。鬻田减户，卖掉田产以降低户等，避免承担重难差役，是析居避役的一种手段。
不说别人，那位“凿壁偷光”的鸡汤代表人物匡衡，他在朝堂上直言进谏、刚正不阿，一退休回家，就利用地方土地档案的疏漏，偷偷侵吞了四百多顷地。可见人类的天性是很诚实的。
明代的情况也并没什么不同。当年周铸前往浙西清丈田地，地方上的富户就纷纷把自家土地转到仆人、佃户以及亲戚家名下，以此减少赋役——还有个名目，叫作“铁脚诡寄”。地方上对抗中央的花招，可多着呢。
朱元璋搞出的这个黄册、里甲与鱼鳞三位一体之法，别看纸面上的设计颇为完美，落实到执行层面，仍有无数漏洞可钻。驳查驳查，驳的是舞弊隐匿之情，查的是版籍疏漏之处，正是为了减少民间干扰，尽量让中央掌握最翔实的数据。
洪武二十四年，朱元璋在编造黄册的命令同时，特意警告说：“所在有司官吏里甲，敢有团局造册、利敛害民，或将各写到如式无差文册故行改抹刁蹬不收者，许老人指实，连册绑缚。害民吏典，赴京具奏，犯人处斩。”
反着一读，就知道民间舞弊的情况从国初就非常严重，非得皇帝亲自提醒不可。
那么，下面的人是怎么作弊的呢？
咱们还是拿之前出现那个休宁县人王叙，虚构几个例子来讲讲。
先从最简单、最常见的情况说起。
比如在洪武十四年，王叙家的黄册记录是一家四口，父亲、儿子两个丁口，外加一个老婆、一个女儿。当年年底，他老婆一口气生了仨儿子，人口增至七人。到了洪武二十四年，又要造黄册，王叙可犯愁了。丁口多了，负累也多，得想办法藏匿人口。
他提着四斤猪肉，买通了甲首。在造册时，甲首帮他报了一个假数字，只说是新增男丁两口，全家六口人，瞒报了一口。
这样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上，他家人口的四柱是：旧管四，开除零，新收二，实在六。这个数据被汇总到休宁县，一路上报国家。
又过了十年，到了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。靖难之役虽然惨烈，但各地黄册该造还得造。这次王叙没钱贿赂甲首，家里孩子也已长大成丁，没法瞒过别人耳目，只好老老实实把所有人口都报上去了。
数字送到后湖进行驳查，某位监生负责徽州档案，他磨算了一下，觉得休宁县的人口数字不对，个位数有偏差，前后差了一个人。他一路再往下细查，发现其他乡的数字都对得上，只有里仁乡差一人，这么顺藤摸瓜，直到翻开了二十七都第五图的黄册。
他调出洪武十四年、二十四年的第五图黄册，与永乐元年的黄册四柱做对照，立刻发现了症结所在。
洪武十四年王叙家户口“实在”四人，洪武二十四年“实在”六人，永乐元年变成了“实在”七人。从这个记录看出，王家添丁的节奏应该是：洪武二十四年“新收”了两人，永乐元年“新收”了一人。
可实际黄册里的“新收”这一项，只有洪武二十四年记录了“新收”两人，永乐元年“新收”为零。
数字对不上。
不用问，肯定当地有瞒报情节。于是这位监生提笔，把这一条写在另外的驳语册子上，注明理由和数据来源。户部拿到驳语，一路下发到休宁县，要求查实第五图王叙家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勾当。结果，王叙和洪武二十四年那个现年甲首，都因此而面临惩罚。
四柱之法的作用就体现在这里了。你作弊作得了一时，却很难每次都作弊。四柱之间，数字增减彼此关联，前一期黄册与后一期黄册，数字增减亦有关联，只要有一次数字对不齐，就会被驳查发现。就算你手眼通天，能把县里的青册都涂改了也没用，因为上面还有州里和府里的青册备份。你就算真能把这一串青册都改了，后湖还存有最权威的黄册。
你要是能把后湖黄册也改了……这么神通广大，你干脆直接造反好不好？
这是一个最简单，也最容易被查出的案例。比这隐蔽巧妙的舞弊手段，还多得很呢。
正德年间有一位江西巡按御史唐龙，曾详细描述过地方上的作弊手法：“江西有等巨室，平时置买田产，遇造册时，贿行里书，有飞洒见在人户者，名为活洒；有暗藏逃绝户内者，名为死寄；有花分子户，不落户限者，名为畸零带管；有留在卖户，全不过割者；有过割一二，名为包纳者；有全过割者，不归本户，有推无收，有总无撒，名为悬挂掏回者；有暗袭京官方面，进士、举人脚（角）色，捏作寄庄者。”
为了便于理解，咱们接着拿王叙家举个例子吧。
假设他们家在正德年突然发财了，一口气买了两百亩地，成了大地主。王叙不是官身，又没考中举人，没法减免税赋。等到要攒造黄册了，王家赶紧找到甲首、里长，请他们设法遮掩。
等到县衙把清册供单送下来，里长开始一一填写诸家情况。他故意把王家的两百亩地，分出去五十亩，分别写在五十户贫困人家名下。
这五十户穷人不识字，平日里都是甲首、里长代填，就算拿清册供单给他们检查，也是睁眼瞎。只有到了交税时，这些穷人会奇怪，怎么交得比往年多一点？里长瞪着眼睛说上头官差要求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反正平均每户只多交一亩，不算太要命，没人敢深究。于是，这五十户人家就稀里糊涂地替王家扛了五十亩的税赋。
这种把自家田地偷偷分在诸人名下的行为，叫活洒，又叫飞洒、洒派等等。
可王家觉得还是不满足，希望能进一步减免。里长说了，也没问题。
本管里一年前发生过一次疫病，结果张三、李四、赵五三家死光光了。按照规矩，里长要把这三户人家列入“开除”，意思是这三户已经绝了，其名下田地荒废，自然也没法交税。里长把王家的三十亩地，偷偷挪到这三户人家名下，自然也省下赋税之苦——此谓“死寄”。
那三家旁边是朱六一家，也感染了疫病，家里死得只剩下一个老头。甲首充满同情地把这一户划为畸零带管，从此不在一百一十户正管之列。里长看准时机，把王家的一个小儿子，列在这老头的户下，打着分家的旗号带过去十亩地——此谓“花分子户”。
可王叙仍旧觉得不满足，他说能不能再减免？里长说这就不是我能做主的了，得往上找人。然后里长带着他，找到县衙户房负责黄册和鱼鳞图册的主事，看有什么办法没有。
主事收了贿赂，一拍脑袋，有主意了。
明代土地交易，如果是两人私下买卖，签的地契叫白契。这个交易上报给衙门，由官府验证后盖印，才算具备法律效力，叫红契。
主事告诉王叙，你不是从杨七那儿买了五亩地吗？你们俩先签个白契，别着急上衙门办手续，先留在他名下。这样衙门里没记录，黄册和鱼鳞图册自然也不必改了——此谓“全不过割”。
王叙还从郑八那儿买了十亩地，刚给其中的一半地办了红契。主事说另外一半先别办了，你跟郑八说一声，让他还接着耕种，定期给你交租子就成——此谓“包纳”。
王叙说：“我还有几十亩地，没买卖过，这咋办？”主事说这也好办，你假装把一部分田地卖给刘九，或者从高十那儿买田的时候收田不收粮，补个假手续，把零头一抹，叫“有总无撒”——这个“撒”，是撒数，在明代财政术语里是小数的意思——这种手段，叫“悬挂掏回”，也叫“虚悬”。
户房一般会有专门的书手和算手。书手负责誊写档案记录，算手负责计算，把账簿调整做平。这些人都是当地人，家里世袭做这桩勾当，彼此之间关系密切。由这些亲自接触账目与档案的人配合，天衣无缝。
后湖驳查的时候，监生不可能去询问每一户的具体情况，他只看里册数字有无出入，只要比对无误，就直接核验过。王叙这么操作，可以安全过关。
有人可能要问了，这明显对卖家来说不合算，怎么会答应？再说如果卖家反悔怎么办，王家和他们之间都是白契，并不受法律保护啊？
很简单啊，打到他们服软为止。
王叙家有两百亩地，钱一定不少，他们随便找十来个护院闲汉，往杨七、郑八、刘九、高十家边上一站。四户人纵然不愿意，也只能忍气吞声，否则在本乡无法立足。白契这种东西，虽然法律上没效力，可被拳头大的人拿在手里，一样管用。
这就是血淋淋的地方生态。
尽管利用了种种手段，王叙家的田地还是不能全部避税。他继续贿赂主事，把自家二十亩上好的水田，在档案里全改成盐碱地，直接篡改了土地等级，原本是重则，这下子变轻则了——此谓“埋没”。
王叙觉得不放心，又托人在京城找了一个本乡籍贯的进士。那位虽未释褐授官，但已有资格享有减免赋役的特权。他把自家五亩田地托献到人家名下，就不必交税了——此谓“诡寄”。
王叙想了想，光是避税赋还不成，徭役也挺讨厌的，得想办法避免。
按照大明规矩，每一户人家，都要按照丁口数量分等，多者上户、中户，寡者下户。上户派出的应役丁口，要比中户多，中户又比下户多。
在各方有力人士的帮助下，王叙先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分出去，分列在不同甲里。一个大家分裂成三个小家，户口等级立刻就从上户变成中户了——此谓“挪移”。
可王叙仍旧不死心，又缠着里长，在黄册上硬把自家的“中户”改成“下户”，让服徭役人数字进一步变少。里长说改好办，但每一里每年应役人数是固定的，你改成下户逃过去了，我怎么办，总不能拿自己家人填吧？
两人琢磨了一下，里长大笔一挥，把本来丁口极少的高十家，从下户改为上户了。
高十一听不干了，我家里一共就俩壮丁，本来一个应役一个耕种，勉强度日。现在您给我改上户了，两个都得去应役，那家里不就完蛋了吗？
要知道，官府的徭役可不光是十年一轮的正役，每年各种杂泛之役和临时之役十分繁重，基本上应满一年得脱一层皮。
里长压根不搭理他。高十要去县里上告，可县里直接驳回了——想告状，先跟你们里的乡老商量去。可乡老和里长是穿一条裤子的，高十站在原地，陷入了无边的绝望。
这时王叙笑嘻嘻地过来，说你家田地反正也没人种了，不如卖给我。高十哪里肯卖，可不卖家里就要饿死了，只能忍痛交割，自己别无选择，只得沦为佃户。
王叙不光逃了徭役，还得了良田，贪心更炽，连下户的徭役都干脆不想服了。他又一次找到户房主事，把本里黄册涂抹一番，把应役次序给改了。
咱们前面说了，里甲应役是十年一轮，每一年都有一甲轮到徭役。王叙家本该是乙年服役，被主事一改，和丁年服役的刘九对换了一下。刘九想也没差别，就同意了，乙年去应役。结果到了丁年，主事又改了一次黄册次序，把王叙家改回乙年，刘九赫然还得服一次役。
刘九大惊，想要抗辩，可想到高十的遭遇，只能忍了。王叙家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埋没土地、避开了税赋徭役，把负担飞洒给了其他贫困人户。
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，可在大明时时刻刻都在发生。万历二十五年，宜兴知县秦尚明愤怒地说：“十五之中，上户诡为中户，中户诡为下户，甚者上户竟等下户，而下户更过之。以贫民而代富民之役，奈何能均。”
“奈何能均”四字，当真是触目惊心。张萱在《西园闻见录》里感叹道：“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，室如悬罄者无差不至。”正是这么一番景象。
王叙的故事还没完。
他家坐拥大批良田，又不必有负担，财富迅速积累起来。他主动修桥梁、铺民道、立祠堂、开私塾，偶尔周济一下穷人、资助一下读书人，很快就在乡里树起权威。他把家里多余的银钱，放给别人做高利贷，破产的郑八、刘九、高十都不得不来找他，收益比田租还高。
靠着殷实家底，王叙的儿子再不必操心农稼，专心读书，很快考中了状元，在朝为官。王叙家的社会地位再拔高一层，可以光明正大地免除赋税徭役了。而且王家所有的佃户、奴仆，都算作王家私产，不入黄册。郑八、刘九、高十的孩子们，不得不过来依附。
等到王叙的儿子告老还乡，已成显赫乡宦，且与其他官场中人联络紧密。一代一代下来，遂成势力。
在王叙的发家历程中，我们看到：从甲首、里长、乡老这些自治体成员到衙门胥吏，沆瀣一气，和地方富户勾结在一起，把黄册、鱼鳞图册当成私有之物包办，不断把负担转移到贫户身上，形成一整个链条上的腐败，分摊风险和利益。
这在大明有个专门的名目，叫“团局造册”，现在也有个类似的词，叫“窝案”。在大明历代朝廷文书里，几乎都反复提及这个词，饬令各地严查，可见“团局造册”之猖獗。
严格来说，“团局造册”不算一种作弊手段，而是一切作弊手段的前提。大部分手法，都得靠“团局造册”才能实现。
朝廷对此并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因为基层不是直管，他们所拿到的数据都是间接的。
比如，你是个现代人，民政局想搞清楚你的户籍情况，一家几口，是否结婚，不用找任何人求证，电脑里随时调得出来；但如果回到古代，你有几个娃、几亩地，县里老爷不可能亲自下乡一户户去数，只能靠里长、甲首、乡老、粮长这些地方自治团体代理人来收集、具保和上报。
换句话说，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，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。
不过这种“搞定”本身很昂贵，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，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、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。有钱人越哭越富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。于是贫者愈贫，富者愈富。诚如顾炎武所言：“富户操赢以市于吏，有富之实，无富之名。贫者无资以求于吏，有贫之实，无贫之名。州、县皆然。”
除了之前讲的那些，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，比如虚报死亡、隐漏资产、改换户籍、虚报灾荒、捏甲做乙、浮收税粮。总之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。每一个手段背后，都是大量利益输送。
甚至连黄册本身，都有大利可图。
黄册的攒造，朝廷是不出钱的，由各地官府筹措资金，这笔钱自然也会摊派到基层百姓头上。很多明代县志里都有记载，一县黄册攒造的总费用，正常来讲多则百两，少则五十两——注意这“正常”二字。
百姓并没有议价权，官府说收多少，就只能交多少。官府大可以找他们收取两百两，一百两造册，一百两落入自己囊中，又成了一条生财之路。
我说的这个假设，价格其实还保守了。
万历二十年有一位黄册库官员途经河南，出于职业习惯，打听了一下当地的黄册业务，吓了一跳：“闻民间有言，军、黄二册加派纸价，至千两之外……大县不过二三百里，小县仅数十里。一里造册一本，每本不过一二百页（叶），纸价几何，而动派千金耶？此非积猾之冒破，则为有司之垂涎耳！”
一千两造价的黄册！
贫穷和善良，生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。
有如此花样繁多的作弊手段，接下来的发展，不难想象。豪强乡绅勾结里甲胥吏，肆意涂抹黄册，欺瞒中枢，在中间环节榨取利益，并大肆侵占自耕农土地。
如果社会有足够的流动性，情况还不算糟糕。比如宋代不抑兼并，但商品经济发达，户籍宽松，老百姓尚且有别的出路。可大明的治政原则，是把民众在原地死死钉住。这时候你再搞土地兼并，那真是要人命了。
其结果就是，下层百姓负担越来越重，限于户籍逃无可逃，而朝廷所获得的税赋却越来越少。反而是盘踞中间的这个利益集团，吸血吸得大大肿胀，形成血管里的一个梗阻。
当这些梗阻遍布全身时，大明也就差不多了。
海瑞海刚峰做过知县，对底下这些弊情一清二楚。他有篇文章，专论里长之弊：“（里长）凭势作威，当大役而有壮丁之重派，应卯酉而有连累之诛求。或混扶甲首，以显售其奸诡之谋；或妄开甲干，以阴行其贿赂之术。有钱者遍为回护，善柔者不行扶持。事兼利己，则同甲首作弊以欺府县；事止利己，则假府县名色而剥甲首。百计取钱，无心抚恤……”
除了民户的种种作弊之外，其他户籍同样问题多多。
前面说了，大明户籍除了民籍，还有军户、匠户、灶户等职业户口，他们的黄册是单独册立，并由各自主管部门管理。比如军户就有专门的军黄册，归兵部负责。
理论上军户可以免掉一部分徭役，可还有大量临时性的杂泛差役，无法免除。更惨的是，他们是军户，还必须去应军差，这负担就更重了。
比如说吧，每一户军户，都要出两个壮丁去卫所服役，一个作为正军战兵，一个作为辅兵余丁，后者在军营里劳动来养活前者。除此之外，家里还得留一个继丁，平时从事生产养家。一旦军中的壮丁跑了或者死了，这个继丁就得进入军营勾补。
勾补的规矩特别狠，如果你家里没有成年壮丁，就得把孩子登记入册，还有个专门的名目叫“幼丁”。
更有甚者，大明要求军人不得本地服役，入卫补伍都得去外地。这一路上的盘缠给养，也得军户来承担，更不用说还要受清军官和各级长官的盘剥勒索之类了。
负担如此之重，军户所享受的福利却十分微薄。按照洪武年的规定，民户有两丁人口，就能担任小吏，而军户要五丁，而且最多只能让一人为生员，上升通道颇为狭窄。
其实军户也算良籍，可以参加科举。历代军户出身的内阁大佬不少，比如张居正、李东阳、高拱、赵志皋、王家屏等等。而且在整个明代科举中，军户在庶吉士的比例也颇高。不过这些都是军户中的官员阶层或富户，一来家族扩大，有足够人手；二来有钱，供养得起读书人。
对绝大部分底层小家小户来说，光是应付勾军就已经竭尽全力，哪里还顾得上其他。
上头大概也明白军户的状况，所以严令禁止离籍转户，军户子弟不得过继、不得入赘。没办法，真放开了，估计人早跑光了。洪武年间，就有数万军户逃亡；正统三年（1438年）有一个统计，当下在逃军士的总数已高达一百二十万人——天下卫所才多少人？可见军户生活之苦。
这些军户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转成民户，洗脱这些限制。虽然《大明律》严禁如此行事，但法律归法律，架不住地方上的花样百出。
咱们再虚构一户人家举例，姑且叫张大吧。
张大家是军籍，籍在休宁县附近的新安卫，家里五口人。他实在受不了军户之苦，就偷偷联络了当地第五图的里长，央求入民籍。
里长带着他找到休宁县户房的书手，送了二两银子。户房这位书手大笔一挥，给第五图的里册里多加了一个户口，将张大家的四口人都移到这个户口之下。
然后张家到卫所那边，报了个全家死光，只剩一个张大的老母亲。于是在军黄册里，这家人只能挂去畸零户，没法应役了。等到张大的老母亲一病故，这家人在军黄册里彻底绝了，直接列入开除。张大一家，则洗脱成了民户，幸福地在当地生活着。
罗二也是军户，很羡慕张大的境遇。可他家里没钱，找不到落地的民里。他一咬牙，带着全家连夜跑了，一路从徽州跑到江西南昌府，谎称是流民，置买田地，就地落成民籍。因为古代通讯不发达，没有全国数据库，原来的卫所纵然知道他跑了，也无可奈何。
军户毕三也动了心思，可他不想离开原籍，只好另外想办法。他眼看要去远卫所充役了，就把自己大儿子入赘给近卫所的朋友，这样至少有一人不用被勾补入卫。他临走之前，恰好老婆又生了个小儿子，赶紧过继给附近的民户家——这些都是违法的，可黄册总是人写的嘛，使钱下去，总能解决。
等把这两个孩子都安顿好了，毕三就在充役的半路上失踪了，据说是被盗匪杀死，死无全尸。军中一查，他家里没有任何壮丁勾补，也只好作罢。毕三偷偷跑去一处寺庙出家，法号“三无”，混了个度牒返回家乡，堂而皇之地还俗，以佃户身份附籍在先前过继了小儿子的民户家里。
经过这么一番眼花缭乱的操作，他们全家终于洗成民籍，再不必受勾军之苦了。
还有一种绝妙的办法，叫“挪移”，对，乾坤大挪移的挪移。
比如说吧，张二一家，本来属于饶州千户所的军户，生活很痛苦。张二纠集了同甲的几户人家，贿赂也罢，胁迫也罢，硬是把这一甲的所属，改到了建阳卫。
饶州离建阳不远，但是两者分属江西都司和福建都司。这么一改，饶州千户所便不能从张二家抓人充役，人家是建阳卫的。而建阳卫呢？可能压根不知道有这么回事，就算知道，也不可能派人跑到江西地面上来执法。
两边都管不着，张二这一甲十户，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夹缝中生活下去了。
类似的逃亡方法还有很多，充分展示了军户的无边智慧和怨念。
朝廷深知其弊，可也没好办法，只能反复要求“都司、卫所、将应勾军人逃亡年月逐一造册呈报兵部，转发其各司、府、县清军官。凡遇册到，将所清军黄册籍磨对相同，行拘原逃正身，或应继人丁”。
更可笑的是，为了怕军户做手脚，还特别要求，军户子弟不得参与军黄册的编造。就连驳查，都不得用军户出身的国子监生。
我们可以看到，无论军民，想要在户籍上做手脚，无论手段如何，最终都指向同一条路——篡改黄册；而无论改什么内容，最后都会落实到一个最现实、最技术的问题——如何篡改黄册而不被人发现。
一般的手法，在黄册上直接填入假数据即可，手段无外乎挖改洗补。
反正黄册都是手填出来的，在上头直接走墨改字即可。实在改不过来，索性挖下一块，重新把别纸补缀上去。还改不过来，拆下绵索，抽走旧页，补入改页。只要大家提前说好，上头无从追究。
用墨改字的情况，在民间极为猖獗。以至于弘治三年的时候，有官员专门上书，建议以后编造黄册，不光要给地方一个标准字体，还得规定字号。把字写得大一点，容易检阅，就没办法洗改了。
修改原册的麻烦在于，得经得起层层检查。上级有可能没查出来，也可能查出来，你为策完全，不得不一级一级往上贿赂。
顾炎武专门谈过这个作弊技术：“填于红图不可改矣，则改于黄册；印于黄册不可易矣，则公为洗补。不得于小里，则货都总妄坐于小里；不得于都总，则货县总妄坐于都总。”
因此，有聪明的不去贿赂主官，直接去找具体经办小吏下手。甚至有人胆大包天，连小吏都不用找，去找运输队。
黄册攒造完成之后，会一步一步转送至县、州、府、司以及中央后湖，中间要经历数次转运。你只要事先买通解送人员，在半路开箱子直接改册，连给官员的贿赂都省了。真是胆大包天。
不过别忘了，黄册里有四柱之法，可以查到过往一切数据。你光是伪造了一期之数，前后对不上，终究是个隐患。哪天碰到个认真的驳查人员，可能就会东窗事发。
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，修改旧档。把历史改掉，大家便不会知道你现在的猫腻了。
虽然黄册库戒备森严，难以混入，可不是有句话嘛：“只要思想一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”大利当前，胥吏们也是绞尽脑汁，奇技百出。
咱们试举几个比较奇葩的例子。
按照后湖驳查的流程，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——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，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，勒令修改。修改完成之后，再呈递上来，监生根据驳语检查，发现切实修改无误，再入黄册库。
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：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，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，其他内容不会再看。
于是他们就发明了一招极巧妙的“声东击西”。
还是举例说明。
王叙家新得了两亩田地和一头黄牛，这两项事产需要列入新一期的黄册。王叙想把它们瞒下来，可急切间只贿赂了里长，没买通县里的算手和书手。
里长宽慰他说，别着急，有办法。
等到开始攒造里册，里长老老实实地把这两项写进去，丝毫没有作弊。不过他把另外一项数据，王家的丁口，故意少写了一人。
里册递了上去，层层呈递到后湖，很快这个疏漏被驳查监生发现。监生在原册上贴了一条驳语：“查某里某甲王叙人户本期丁口虚减一人，查理与旧册实在不符，驳回本管实核重造，不得迁延云云。”
这本里册被层层掷回到第五图。里长拿着旧册，重新造了一本新的，诚实地把丁口数补回一人，然后偷偷抹去了王叙家的两亩地和一头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