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真不是。知县大人如今也是满嘴苦涩，这个灰税啊，还真是个麻烦事。
万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万历皇帝做出了一个震惊天下的决定：他派遣宫内太监前往全国各处，收取矿税——矿指开矿，税指榷税，也就是商业税。
按说多开矿场、增收商业税，也是调节财政的一种正常手段。可一来，万历皇帝派宫里的太监充作矿监税使前往各地，这些太监不懂技术只懂敛财，借这个机会大肆勒索，在民间造成了极大的混乱；二来，万历皇帝把这笔收入全解入内库，变成皇帝自己的零花钱，不列入国库之内，跟朝廷财政无关。
结果这个矿税成了全国深恶痛绝的一项政策。
单说开矿吧，它的收入主要来自金、银等贵金属矿场。但公公们贪心不足，觉得涵盖范围太窄，自作主张，又想开水银、煤炭、朱砂、石灰等矿。可是公公们人手不够，顾不过来，怎么办呢？简单，直接针对民间已有的各类矿场征税就得了。
这种税如附骨之疽，沾上就脱不开。比如说，你今天开了一个汞矿，按照三成比例缴税。挖了一个月，矿藏见底了，那税还交吗？还得交！那矿已经挖空了怎么办？不管，只要官府的矿场税簿有你这么一号，就不能以任何理由销掉。你开新矿也罢，继续种田也罢，总之得把这笔税补上。
船槽岭烧灰的灰税，正是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收的。收上来的税款，被公公们直接送进万历皇帝的小金库，根本不经过婺源县、徽州府以及南京承运库这条国库线。他们收了多少银子，地方政府无从监管。
于是事情尴尬了。婺源县可以下禁灰之令，却无免税之权。谁那么大胆子，敢替皇上省钱？可是不免税，烧灰根本无从禁止，非激起民变不可。
谁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小小的争议，居然会扯到天子。谭昌言抓了半天头发，又派人去细细勘问，才算从这个僵局中理出一缕解决的希望。
原来船槽岭的开采规模太小，利润又薄，矿监税使们懒得亲自来，而是用包税的形式来收税。所谓包税，是这么运作的：比如有一个叫张三的人，跑去跟李四公公说，船槽岭太远，不劳您亲自关注，您把那边的税包给我，甭管我怎么收，反正每年给您送来100两银子。李公公一听，挺好，准了。张三拿着李公公的片子跑到矿上，让灰户王五、付六两家开烧，统共收上120两银子，100两给公公，20两自己留下。
说白了，这种模式就是官府把税收任务承包给个人，约定一个上缴额度，超过额度的即是包税人的利润。
对粗放型政府来说，这么做特别省事，但副作用也特别大，因为包税人不是政府，他为了获取利润会拼命压榨地方，不崩溃不罢休。在那个例子里，张三为了获取最大利益，一定会拼命压榨王五和付六，压榨越狠，他得钱越多。
包税在宋代叫买扑，只在某些市集试行过。而元代连田税都敢包税，终至天下动荡。等到明代户籍制度建立起来之后，包税基本上销声匿迹。直到万历矿税大起，它才又露出端倪。太监们人手有限，而要收税的地方又太多，像船槽岭这种偏远地带，索性承包出去就好了。
也就是说，只要找到船槽岭的这个包税人，婺源县应该还有机会解决灰税问题。
接下来谭昌言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文献上并无记载。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，长林抗议事件后没几天，灰税居然奇迹般地取消了。
虽然这段历史隐没于黑暗中，无从揣测，然而从婺源县发布的公文里，我们多少能猜到一点隐藏剧情。
五月二十八日，婺源县就龙脉事件正式回复徽州府。在最终呈给上级的定稿里，谭昌言先是回答了之前梁知府所提的若干问题，然后说了一句暧昧微妙的话：“长林抗禁之情，尤藉口于灰税……向以包税之故，反启伤脉之端。而不独为县龙、学龙大害，而与设法包矿保全山灵之意，亦大悖矣。”
翻译一下：长林抗议啊，是因为灰税的事。当年包税导致龙脉毁伤，这不光对咱们婺源县和县学的气运有所妨害，对当初承包矿场爱护山灵的初衷，也有所违背啊。
这话说得真够费劲的。很明显，谭知县想说这一切都是包税惹的祸，可一骂包税，就会扯到矿监的公公们，一骂公公们，就会扯到皇帝。一个小小知县，谁都不能得罪，只好小小地谴责一下包税，然后还得往回找补一句，表示包税开矿的本意是好的，只是执行没到位而已。
谭知县应该是私下里跟利益方达成了某种妥协，争取到了灰税的取消。可是这些事没法摊开在台面上说，只好隐晦地点了几句因果。
有趣的是，在同一篇文里，谭知县前面还义正词严地痛斥愚民“且向所藉口者，或以灰税未除。而本县业已议豁，又复何辞！”后面忽然又说“其本岭灰税除另申豁外，谨据通邑舆情再合申报。”——前面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早把灰税免了，后面却变成了我们正在研究免税的办法……
这个前后不一致的矛盾，说到底还是好面子。灰税之争，毕竟是婺源县衙理亏，但官府不能错，至少不能向老百姓认错，否则官威何在？所以谭知县用了春秋笔法，把取消灰税之事挪到长林抗议之前，显得民众特别不理性，免了税还闹事。
本来是官府收取重税，导致民众抗议，知县急忙弥补救火。这么一挪移，变成了官府早有绸缪，无知民众无理取闹，官府耐心安抚解释。
效果完全不一样了。
梁知府接到谭知县的报告，读出了其中关于包税的微言艰难之意。不过谭昌言还算能干，在县里把麻烦都摆平了，没往徽州府踢。梁应泽闻弦歌而知雅意，也不必再深究了，大笔一挥，照准执行。
婺源县先前的保龙禁灰令只是一道行政命令，现在经徽州府批准，便正式形成了一条行政法规。为了体现出足够的震慑性，婺源决定把禁令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碑上，立于船槽岭进山处，让所有人都看到。
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年）二月十五日，这块石碑制作完毕，并在一干徽州、婺源官员、地方乡宦士绅以及民众的围观下，立在了婺源龙脉之上。
石碑的背面，刻的是徽州府发给婺源县的行牌公文——现在叫正式通知，不算太长，姑录于下：
直隶徽州府梁为恳保县学龙，以培地脉，以振人文事。
据本县申查，禁伤船槽岭龙脉缘由。奉批览图，峰峦秀耸，内如三龙会脉，两湖中夹，月峰左峙，日峰右起，文笔砚池，种种奇绝。惜哉，伤于愚民之手！盖缘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，则前志遗漏之罪也。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？灰税驾指，又经县豁。此后，有敢盗采者，官府学校共仇之。此郡邑得为、当为、可为事理，不必转达院道也。仰县即竖石，大书严禁，有犯者许人讦告，从重究罪。仍编纂一条，补入郡志山川款中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此缴。
这篇通知为梁应泽的手笔，颇有几个耐人寻味的地方。比如他说龙脉被毁，是因为“向缺表章，是以官失呵护”，表面看是批评婺源官方漫不经心，其实是在指责万历皇帝的非法矿税才是祸根；再比如他又说“矿以议包，何得妄凿”，委婉点明了包税与妄凿的因果。
最有意思的是，梁应泽提到灰税时，用了一个词：灰税驾指。“驾”是圣驾，“指”是到达、去向，就差明说一句这税是皇上自个儿收的了。
他不是一贯为官谨慎吗？怎么突然如此大胆？
原因说来简单。两个月前，也就是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，万历皇帝顶不住朝野对矿税的抗议浪潮，不得不下旨宣布停矿分税，将此前开采的矿场悉数关停，榷税也不让太监们收了，统统转交当地有关部门。万历皇帝的矿税之策，就此告终。
既然朝廷都取消矿税了，那么梁应泽趁机抱怨两句，自然也没什么风险了。
在这篇文章的下方，还有一系列落款。为首的自然是徽州知府梁应泽，以及同知、通判、推官三人，囊括了整个徽州府的前四名高官。然后是婺源县的四位主官——知县金汝谐、县丞马孟复、主簿孙良佐、典史郑大成，以及县学的教谕、训导等人。
等一下，婺源知县的名字，似乎不太一样了。
原来在立碑的万历三十四年初，谭昌言父亲去世，已经丁忧离职。禁烧保龙，是他在婺源县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婺源人感念谭昌言在这件事上的用心，特意在碑石落款处给他留了一个“前任知县”的位置。
名单再接下来，是之前闹得最凶的那批乡宦：汪应蛟、游应乾、余一龙、汪以时、余启元、余懋衡……在名单最后，是为此事一直奔走的县学生员程世法等。
这是刻在石碑背后的内容。
在石碑的正面，则刻有“严禁伐石烧灰”的禁令正文。正文很短，无非是规定了禁令所涉及的行政单位以及地理范围，和婺源县原来那份通知没有太大区别。是文下方的落款，刻的是徽州推官郑宏道的名字。
因为新一任知县金汝谐还没到任，婺源事务暂时由郑宏道代理。他的正职推官在府里负责司法实务，外号叫作“刑厅”，来宣布保龙禁令最有效力。
禁灰令虽已生效，可还得有人负责监督才行。婺源县衙人手不够，顾不到船槽岭那么广袤的山区，这个监督责任，便交给了婺源县学。
龙脉若有损伤，影响最大的便是县学的士子们，派他们去保龙，自然是责无旁贷，就像梁应泽说的那样：“官府学校共仇之。”于是婺源县学也迅速出台了一项政策，表决心说“责在通学诸生，有不能辞者”，派遣船槽岭附近学籍的诸生不时监督，一有发现，立刻向官府汇报。
石碑既立，禁约终成。灰户们灰溜溜地填埋窑灶，把青山绿水留给遍体鳞伤的龙脉。婺源县的文人们纷纷撰文，不吝溢美之词，来记叙这一次伟大胜利。
文人的笔法，比冷冰冰的公文更加鲜活。比如在大乡宦游应乾笔下，谭知县和梁知府形象十分高大：“郡、邑侯之约炳若日星，谁复敢干明宪者。”在另一位乡宦汪以时的文中，更是声情并茂地描述谭昌言在离职时，握着县学士子的手流泪道：“予兹疚心销骨，遽弃山灵，他日复耗，予之所深恫矣。”
【注释】
郡、邑侯之约炳若日星，谁复敢干明宪者：知府大人和知县老爷英明神武，所立的禁令如同日月星辰一样熠熠发光！谁还敢明知故犯，触犯严明的法令呢！
予兹疚心销骨，遽弃山灵，他日复耗，予之所深恫矣：我现在心中忧苦、愧疚不安，毁谤之言害人甚烈，恐怕以后还会有人舍弃山灵，再次伐石烧灰，倘若成真，这将是我心中最深重的痛！
最夸张的是县学教谕仁家相，他撰文讲到：梁应泽闻听龙脉被毁，勃然大怒，拍案而起，怒斥“屠龙者罚毋赦”——这就近乎小说了。
无论是哪一位文豪，都高度评价这次禁绝烧灰的历史意义，称其为“保天物，弭近害，怀永图，挽文运，葆灵光”。在莘莘学子和社会贤达的齐声称颂中，这一场保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……
才怪。
婺源县的处置方案，确实是相当周密。可惜百密一疏，决策者们漏算了一点：人性。
人性本贪，就算已得到了利益，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，一样会铤而走险。
墨西哥曾经劝说农民放弃种植罂粟，改种热带水果，但失败了。因为跟毒品的利润相比，任何经济作物的收益皆不值一提。农民趋利避亏，天性使然，这是法律也无法禁止的事。
明代婺源的情况比墨西哥还极端。当地山林覆盖面太广，耕种几乎不能糊口，跟在龙脉上烧“白粉”相比，收入天差地远。一边是田里刨食儿，朝不保夕；一边是凿石烧灰，大秤金小秤银。你说山民们会守着一座金山挨饿吗？
虽然县里搞过一个赎卖政策，可那是一锤子买卖，不解决实际问题。从实际操作来看，根本没有多少人去赎地契，推三阻四，一年赎不回来几个山头。那些已经赎卖了地契的人，手里的银子花光之后，更会回来打龙脉的主意。
总之，从经济学角度来看，婺源本地的地理环境，注定了县里的保龙政策不可能长久。
但谁也没想到，崩坏来得如此之快。
万历三十四年，也即立保龙碑的同一年，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，灰户们重新回到了船槽岭，偷偷摸摸扒开窑口，继续开凿烧灰。
县学很快发现动静不对，派学生过来制止。那些灰户的态度极其嚣张，非但不把禁令放在眼里，而且聚起大批民众，堵住矿场入口，不许学生靠近。学生拿出公文来说你们违法了，灰户们便反驳说我们吃不上饭你们管不管？学生管不了，只好回报县学。
县学里都是秀才，秀才遇见兵，这道理怎么说得清楚？他们只好上报县衙。县丞马孟复亲自带人赶往现场，可灰户们仍旧不惧，反而恶狠狠地威胁马县丞：“不伐石烧灰，则近龙之居民，无以治生而为盗。”这词太文绉绉了，是事后官员在报告里修饰过的。原话我猜差不多就像是：“你们官老爷不让俺们烧灰，不给活路，俺们就上山落草当强盗去！”
一句话，把马孟复给堵回去了。
马孟复赶紧向新任知县金汝谐报告。金汝谐初来婺源，觉得此事十分荒唐。开矿是嘉靖四十三年开始的，你们船槽岭的居民在那之前是靠什么过活的？再说了，嘉靖四十三年以后开挖灰矿，当盗贼的人就变少了吗？
金汝谐认为这些刁民纯属胡搅蛮缠，必须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。他不耐烦谭昌言的怀柔之策，直接派了衙中捕役、快手以及一些乡贤支援的仆役，前往船槽岭镇压。一通揉搓之后，大部分灰户作鸟兽散，只有一个叫洪天的人被官军擒拿。
这个洪天，是十七都下属的一个甲长，他撺掇同甲的人户一起烧灰，算是灰户里的中坚力量。马孟复亲自坐镇审问，从他嘴里问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秘密。
洪天的供词是这样说的：“贫民日趋挖石烧灰，所谓佣工是也。百倍之利，则自出本聚灰囤户专之耳。”
原来真正掌握这个产业的，不是灰户，而是那些囤户。这些人多是当地豪强出身，他们雇用穷人进山挖矿，然后再集中贩卖去清华镇。
这个模式，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秘密。当年谭昌言解决灰税问题的关键，不是要找船槽岭的包税人协商吗？他找到的，正是这些聚灰的囤户。
在谭昌言时代，这些包税人一直隐没在幕后以承包商的身份操作；到了金汝谐时代，他们终于现身了。
从万历三十三年底开始，朝廷撤销了矿税政策，公公们回了京城。而这些包税人摇身一变，成了矿主，赚取的利润更多了。有这么大的利益在诱惑，难怪官府竖碑未稳，这些囤户便卷土重来。
根据洪天的交代，其时势力最大的两个囤户，一个叫俞辛宇，一个叫程济。这两个人心狠手辣，又聪明绝顶，特别擅长钻官府的漏洞，从中牟利。尤其程济，他爹是在嘉靖四十三年率先凿山的两户人家之一，可谓家学渊源。
金汝谐开始并不相信。在他看来，保龙禁灰的法规设计很完整，哪里来的漏洞可以钻？可深入调查之后，金汝谐不得不承认，自己实在是小看这些“土人”了。
此前谭昌言在设计禁令时，考虑婺源本地也有石灰需求，便留了一个口，准许居民前往涌山、石壁、岩前、甲路开采石灰。那里位于船槽岭西南方向，相距数十里，不会惊扰到龙脉。
不过涌山、甲路一带的岩质特别硬，开矿殊为不易，并不像船槽岭那么好采掘，愿意去的人少。灰户们会选择在岩石口开挖——此地位于龙脉禁区的西侧边缘，在这里采掘算是擦边球，在两可之间，官府一般不管。
俞、程两位囤户，盯上的就是这一个小小的后门。
他们是这么操作的：首先去婺源县衙门，宣称岩石口的山是俞、程两家先祖的祖坟护山，请求也划入龙脉禁区范围。衙门一听，这要求很合理，便把禁区边界朝西多扩了一圈，将岩石口圈进来。
这样一来，再有灰户在岩石口烧灰，便属于非法。
接下来，两人又主动请命，说怕宵小贪图岩石口的便利，愿意自家出钱出人，以护坟的名义顺便护山。衙门更高兴了，这既宣扬了孝道，又替官府做了监督工作，值得提倡，直接照准。
这样一来，岩石口遂成了俞、程两家的禁脔之地。他们打着护坟的官方旗号，把不属于两家的灰户都赶出该区域，然后偷偷把自家灰户放进来。
从此以后，俞、程两家的护卫每日巡山，不许闲杂人等靠近。山里灰窑却是热火朝天，烧得不亦乐乎。他们的灰户不光在岩石口开凿，还借着地利之势，摸进相邻的龙脉偷灰。
经过这么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神操作，婺源的龙脉禁令形同虚设，反成了囤户排除竞争对手、扩大生产的保护伞。金汝谐搞清楚这些门道之后，瞠目结舌，深深被婺源的民间智慧震撼。
马孟复在县丞任上很久，他给了这位新上任的知县一个建议：“俞辛宇素为不法，现在与程济等在船槽岭县龙上开窑取石，烧灰致富，殊属抗拒。捏坟并据岩口，希图再开船槽，殊属诡诈。俞辛宇、程济俱当重拟，庶儆将来。”
意思是要严加惩治，以儆效尤。
金汝谐十分赞同他的意见，在批示里讲道：“一以为己之利，一以为己之坟，自为得矣，如通邑大病何？”你们为了一己私利，也太不顾全大局了。
婺源县的一、二把手的态度如此明确，按说俞辛宇、程济算是撞到枪口上了吧？
没想到，金知县和马县丞研究了一下，发现这一枪还真是不好开。
俞、程两人的罪行无可争议，不过他们违反的是保龙禁令。该禁令属于地方法规，违法者的罪名可大可小。从重判一个“煽惑民众”，可至徒刑或流刑，如果想往死了整，弄个绞刑也不太难；从轻判的话，一个“违禁凿山”，打上几板子也就完了。
按照婺源县的本意，自然是判得越重越好。可大明各级政府的司法权限，限制很严格。知县的权限，只到笞刑或杖刑；再重一点的徒、流二刑，就得提交徽州府来判；若是死刑，还得送京里请三法司来定夺。
从金汝谐的立场来看，他绝不肯把这件案子上交。一交徽州府，上司肯定会想：谭昌言在位时，保龙令执行得妥妥当当，怎么你一上任便出了这么大娄子？俞、程二犯固然可恨，你的管理能力是不是也得商榷一下？
上任官员干得太好了，搞得现任压力巨大。金汝谐希望这事别闹得太大，县衙处理就完了。
以知县的权限，顶格处理，最多判个杖一百。当然，如果这个判决得到认真执行，俞、程二人肯定也吃不消，会被活活打死。偏偏大明律有规定，犯人有权赎刑，用缴纳罚款的方式抵扣刑罚。
赎刑分成两种。一种是“律得收赎”，即法律里有明确规定的赎刑金额，并且不能赎全罪。比如你判了杖三十、徒两年，你可以交钱把徒刑赎了，但杖刑不能免；还有一种是“例得纳赎”，可以赎买全罪，一点不用受苦。
毫无疑问，俞、程肯定会采用“例得纳赎”的方式来脱罪。
根据罪犯经济状况，大明例赎分成三种：无力、有力、稍有力。无力者，依律执行；有力者，输纳米谷来赎刑；稍有力者，可以用劳役折银的方式赎刑。
具体如何折算，如今已不可考。不过在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里有这么一个数据：判徒刑三年的，如选择运送石灰的劳役，工作量要折够三十七两八钱；判杂犯死罪的，运送石灰的劳役则要折够五十七两六钱。
【注释】
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：《大明会典》卷176《五刑·赎罪》收录了明代政府对赎刑的详细规定，其中，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列有针对笞、杖、徒、流罪、杂犯死罪等刑的赎罪适用数目，包括做工、纳米、运灰、运砖、碎砖、运水和炭、运石等不同种类，并且，若是年老有疾病不能做工，可折钱缴纳。有的项目空缺，表示不适用于赎刑，如流罪与杂犯死罪，不能以“老疾折钱”来赎。
图二·3 《在京纳赎诸例图》，来自《大明会典》
这是在京城的价格，地方上的价格会更便宜。最重的杂犯死罪，几十两银子也就赎完了，杖刑自然罚得更少。这些银子对穷人家来说，是倾家荡产的数字，可对开灰场的囤户来说，根本只是毛毛雨。
咱们现在大概能明白金汝谐的尴尬了。如果轻判俞、程二人，起不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效果；如果重判，自己的官声怕是要受损。
金汝谐是浙江平湖人，新科进士，刚刚外放到婺源这里做知县。他在朝中有人关照，当知县只是刷个资历，自然要以求稳为主。
最后，还是积年的县丞马孟复教了他八个字：“上保县脉，下妥私情。”这八个字，和谭昌言领悟到的“各宜体谅”一样，道出了知县在地方上的生存平衡法则。金汝谐心领神会，很快判决出来：俞、程两个囤户各判杖刑，准其纳米例赎。
板子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。
反倒是洪天那个倒霉蛋，官府在他家里搜出几张蛤蟆岭的地契，强制给赎成官地了。没办法，县里的赎地政策快执行不下去了，需要点数据冲冲业绩。
在阅读保龙的故事时，有一点必须提醒诸位：目前保留下来的资料，都是出自官府记录、乡宦整理，倾向性很明显。俞、程二人究竟是地方恶霸，还是贫苦百姓抱团求活，不得而知。不过从灰户们此起彼伏、赶之不尽的状况来看，囤户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，绝非公文上一面之词说的那么奸邪。
书归正传。
判决完成之后，金汝谐张榜全县，再次重申了龙脉对于婺源的重要性，要求各地提高警惕，防止灰户继续为害。为了表示自己绝不姑息犯罪分子的决心，金汝谐在全县人民的注视下，宣布了一项重要措施：
他给那块保龙禁碑修了个遮蔽风雨的亭子……
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，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囤户们欢欣鼓舞，把灰窑挪得更隐蔽一些，免得知县大人看见为难；而山民们看到洪天的遭遇，自然把手里的地契捏得更紧，依附囤户的态度更积极。
龙脉山中，依旧是一派兴旺景象。
乡宦们看在眼里，恼在心里，可是他们也很尴尬。去催促官府吧？官府的态度比他们还积极，一会儿修个亭子，一会儿贴张告示，就是不解决实际问题。自己去抓那些囤户吧？龙脉广阔，人家往山里一钻，根本抓不过来。再说千钧之弩，不为蹊鼠而发机，一干见证过朝堂风云的致仕大佬，三番五次为小小的灰户抗议，也太没面子了。
一来二去，局面便这么僵下去了。
顺便说一句，万历三十四年又逢大比，这一次婺源县在应天乡试中，有两人过关。一个叫俞育，婺源汪口人；一个叫汪之达，本籍怀宁。也就是说，婺源士子只有一人中举，比上一届还惨。
不知这跟婺源龙脉问题迟迟不得解决的状况到底有没有关系。
到了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的应天乡试中，局面更惨了。婺源籍只得两人中举，而且这两个人的身份都颇尴尬。
一个叫李鏊元，是从徽州郡庠选贡入南京国子监的，和婺源县学无关，另外一个叫汪秉元，人家是土生土长的京城人，只不过籍贯是婺源而已，而且他参加的是北直隶顺天府乡试，跟南直隶都不是一个榜——大明为了保证各个地区的考生平衡，榜分南北，各考各的。
也就是说，真正从婺源县学出去赴考的，这一届又是颗粒无收。
光阴荏苒，白驹过隙，一转眼到了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。
明哲保身的知县金汝谐终于离任，此后他的仕途还算顺畅，短短一年，先是入觐留部，然后考选南广东道监察御史，前景颇好。婺源的小小纷争，对他来说已是过去式。
接替金汝谐担任婺源知县的，是一个叫赵昌期的官员，籍贯慈溪。
赵昌期是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的进士，三甲第二十八名，成绩中等。顺带一提，赵昌期这一届的探花，叫钱谦益。
赵昌期的出身不算特别好，但他娶的老婆来历不小，姓朱。朱氏的父亲叫朱国祚，朱国祚有个弟弟，叫朱国祯，曾摘取过状元桂冠，给太子朱常洛当谕德官，后来在泰昌、天启年间成为名震四方的阁臣之一。
以朱家的显赫地位，竟然愿意把女儿嫁给赵昌期，可见非常看好这个人的未来潜力。
赵的表现，也确实不负朱家青眼。史书对他的评价是：“慈祥可观，尤加意学校。”可见这个人行事老成，对于文教最为关心。赵知县到任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在县学建起一座尊经阁，然后大办文会，会同各乡名士来修撰地方志，在婺源很快赢得交口称赞。
这么一个富有理想主义的知县，对于龙脉之事一定比前任上心。对烧灰不满的当地乡宦找准机会，在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次联名上书，要求加强保龙措施。
士绅们的这一份陈情，透露出目前婺源烧灰的新趋势：“驾言余山无害，实关正脉爪牙。断一指而一身为之痛伤，一节而大势为之疲。”可见这四年以来，灰户们对于龙脉还稍有收敛，但对附近支脉一点不客气，大肆开采。在风水理论里，这种举动同样会惊扰龙脉。
婺源乡宦们在这一份陈情里，反复引用谭昌言、梁应泽等官员的批示，希望赵知县能萧规曹随，继续厉行禁止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们对金汝谐却只字未提。这也是一种态度，可见地方上对金的姑息态度早有不满。
在文章结尾，乡宦们告诫赵知县：“顽民习玩，非严禁无由摄奸。虽德盛化神，必痛惩始能畏志。”显然希望他能一改前政，拿出雷霆手段。
赵昌期和前面两任知县的风格都不同，他朝气蓬勃，锐气十足，而且对儒学文教的重视胜过其他一切。他接到陈情表以后，二话不说，叫上县学教谕，两个人亲自去船槽岭勘察。
赵昌期走访了许多当地居民，调研很深入，发现烧灰凿山的情形确实触目惊心，比立保龙禁碑之前还严重。回到县里之后，赵昌期焚膏继晷，连夜撰文，拿出一份前所未有的严厉保龙方案：
第一，旧立灰窑，要全数登记在册，然后在官府的监督下一一推土填埋。
第二，十七、十八、二十三、四十三都的当地居民，要互相监督举报。
第三，一旦发现有人烧灰，除判刑之外，还要加罚一笔“追偿龙脉银”。这笔银子一半用来奖赏举报人，一半用来给县学买田收租，租金用来支付官府专项巡查的费用。
第四，各都里约、保甲实行连坐，每个月都得提交一份本地无伐石烧灰的甘结——保证书，官府要仔细查考。谁敢不交，视同烧灰，重打三十大板，枷号一个月示众。
第五，县衙不时走访，如有一窑未拆，本犯及本都里约、保甲重究。
赵知县的这份方案，绝对是动了真格，比谭昌言的态度更加强硬，比金汝谐设计的监督、奖惩条款更细致。而且他在策略的选择上，也非前几任因循守旧的知县可比。
比如说，赵的方案有一条，是鼓动民间互相监视。
民间互相监视这事，不算出奇，谭昌言也试图干过，不过效用不彰。当地人都是抱成一团，指望他们举报自家乡亲，怎么可能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