叫声嫂子，泪如雨下。
从此，这个孩子便在派出所里长大，后来他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警察。
另外一个孩子，出生在监狱里。
他娘是个婊子，按照“文革”时期的说法，叫作破鞋。破鞋杀了人，召开宣判大会时，她高昂着头站在台上，当听到死刑，听到枪毙，她向台下围观的群众恶狠狠地吐了口酸水。这口酸水救了她的命。
她怀孕了。
一生天，二生地，三生万物。
几个月以后，当当当，孩子出生了。她得了产褥热，临死前挣扎着对一个女警说：“我要知道这孩子的爹是谁，我绝不饶他，非宰了他。”
监狱长叫沈昂，公安出身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因一起错案被关进了看守所。平反以后，即1978年以后，上面征求他对工作安排的意见。他选择的竟是关押自己的看守所。他对监狱有着很深的感情。当过犯人，又当警察，所以能做出双重思考。他在会上对其他狱警说：“这孩子和监狱有缘，没有亲人，你说把他扔哪儿，大街上扔的孩子民政局都不管，更何况这个，让他在这先住着吧。”
犯人给孩子起名高飞。这也许代表了他们的意愿。女犯的胸部最美，因为乳房就在那里。女犯成了高飞的母亲，男犯成了高飞的父亲，监狱成了他的家。
监狱也是学校。时间是一块破表。高飞会爬了，小手摸遍高墙内每一寸土地，他在犯人的影子里爬，爬着爬着就站起来了。有一天，监狱长自言自语，我可能弄错了，这孩子生下来就是为了学习犯罪的吗？孩子沉默寡言，和犯人却很亲近，犯人教给他很多东西。他学会吃饭的时候同时学会了抽烟，学会说话的时候同时学会了骂人。童年还没过去就习惯了沉思，青春期还未到来就懂得了手淫。他了解各种黑道切口，清楚各种文身象征。他知道如何熬制鸦片，如何配制春药。形形色色的犯罪手法也渐渐记在了心里，怎样用刀片行窃，怎样用石头抢劫，怎样用瓜子诈骗，等等。
就这样，高飞在监狱里长大。
16岁那年，他对监狱长说：“我想出去逛逛。”
所有的犯人抓着铁栅栏唱了一支歌。这歌是为释放的犯人送行的。
十字路口像十字架。
高飞走向了一条荒无人迹的小路。他一无所有，连脚下踩着的一小块硬邦邦的土地也不属于他。他身无分文，却很富有。他脑子里有一千只蝙蝠在飞，一千个邪念难道不是财富？可以买到捷径，买到黑色的火焰，这火焰在夜里是看不见的。
出狱时给他的那点钱已经花光，他到处流浪。流浪的另一个名字叫作堕落。在城市里流浪的人像城市里的野兽，在乡村流浪的人像乡村里的野兽。他们是乞丐、人贩子、江湖艺人、通缉犯、野鸡和无家可归的人。他们靠什么生存？没有职业，或者说职业就是犯罪。
高飞从城市走到乡村，走着走着看见了一把刀，一把杀猪刀，这条青草丛生的小路通向集市。
第二天黎明，有个赶集的老头看见了一个孩子。孩子站在路中间，手里拿着一把刀，红红的眼睛，牙齿冷得发抖，他赤着脚，穿着一件大人的衬衣。
孩子说：“给我一口吃的。”
他开始了第一次犯罪：抢劫。
抢劫犯看着这个老头。
老头看着这个孩子。
风吹得路两边的玉米哗啦啦地响。老头说：“娃，你从哪儿来啊？”
孩子说：“从监狱里来。”
“娃，你家住哪儿？”
“监狱。”孩子不耐烦地说，“啰唆，有吃的没，篮子里装的什么？”
孩子手拿尖刀一步步逼近，老头觉得恐怖极了，扔下篮子转身就跑。
篮子里有个盛过洗衣粉的塑料袋，袋里有些零钱。
孩子拿起钱，耸了耸肩膀，向路边的村庄里走去。
隔着一条长满芦苇的水沟，高飞看见一户人家。小院寂静，篱笆上开满了牵牛花，一条吐着舌头的狗拴在小枣树上，狗的面前放着一个碗，碗里有骨头，骨头上还有一点肉。
他站在那里，饿极了，他的面前是一条臭水沟，狗的面前是一个天堂。
他敏捷地跳过水沟，翻过篱笆，到了院子里。
狗汪汪地叫起来。
这户人家有一个哑巴闺女，她听不见狗叫，她梳头时向窗外瞟了一眼，看见一个孩子坐在院里，抓着骨头，又啃又吞，眼睛不时地四处张望。
哑巴闺女推开木窗，一阵呜哩哇啦的怪叫，孩子吓得落荒而逃。
高飞跑到集市上。集市上还很冷清，东边有一排卖鱼的水泥台子，西边有一排卖肉的木案子，中间是一排杂物，依次是：一条旧麻袋、一块石头、一只破碗、一截树枝、一段绳头…这都代表着人，代表着小贩占下的摊位。
高飞从卖饭的那里买了一碗鱼汤，这鱼汤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鱼。喝完以后，集市上热闹起来。卖鸡的、卖肉的、卖青菜的吆喝起来，也有不吆喝的。
忽然听到三声鞭响，一个耍猴的用砖碴在空地上画了个圈，然后耍猴的拉着长音喊道：“妈×，站——好。”一只小猴规规矩矩地立正，敬了个礼。上前围观的人鼓掌哄笑起来。小猴站了一会儿，累了，便坐在地上，耍猴的怒目而视，摸起鞭子，又骂了句关于猴子祖宗的脏话。
